魯迅同樣也曾被另外的一些人打入曆史評價的低穀，這裏所謂的曆史評價還不包括國民黨專製政府刻意的政治迫害。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首先是在柔石、馮雪峰、瞿秋白這樣的革命青年那裏找到了知音，但同樣也從不斷“革命”、不斷追求最新最進步思潮的創造社、太陽社青年那裏獲得了“落伍”的攻擊。這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學”論爭。在20年代後期，正在以自己的“方向轉換”而重新崛起的創造社、太陽社青年將魯迅當作自己宣揚革命文學的絆腳石。太陽社的阿英《死去了的阿Q時代》質問：“（魯迅）究竟能代表新文藝運動的那一個時期的思想呢？除去在《狂人日記》裏表現了一點對於禮教的懷疑，除去《幸福的家庭》表現了一點青年的活性，除去《孤獨者》、《風波》表現了一點時間的背景而外，大多數是沒有現代的意味！”“他隻能代表庚子暴動的前後一直到清末；再換句話說，就是除開他的創造的技巧，以及少數的幾篇能代表五四時代的精神外，大部分是沒有表現現代的！”創造社的馮乃超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中認為：魯迅作品不過反映著“社會變革時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在他看來，魯迅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當然，言辭最激烈的還是杜荃（郭沫若）《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誌的Fascist（法西斯蒂）！”
攻擊魯迅的還有作為現實體製維護者的其他文人，如陳源、蘇雪林等。在他們眼裏，偏激的魯迅顯然有煽動社會動蕩的危險。蘇雪林歸納魯迅的危害有：“一曰魯迅病態心理，將於青年心靈發生不良之影響也。”“二曰魯迅矛盾之人格，不足為國人法也。”“三曰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這是站在“黨國”立場上之“憂國憂民”。
包括曾經是魯迅朋友的人也會表明自己與魯迅的差異，如林語堂。後來，他在《魯迅之死》如此超脫地表態說：“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向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魯迅乃獨坐燈下興歎。此一歎也，無以名之。無名火發，無名歎興。”“火發不已，歎興不已，於是魯迅腸傷，胃傷，肝傷，肺傷，血管傷，而魯迅不起。嗚呼，魯迅以是不起。”是啊，語堂先生是懂得“生活的藝術”的，懂得用“幽默”的小品作為人生的調節，他當然不會如魯迅般“認真”，以至認真到“直麵慘淡的人生”，沒有執著，也就不會與自己為難，當然四體安康，氣定神閑了。
新時期，在魯迅研究進入一個嶄新階段的同時，對魯迅的各種懷疑也開始出現。1985年《雜文報》上曾經刊登了一位在校大學生對魯迅雜文價值的質疑，在魯迅絕對神聖的時代，這還是相當少見的。同年，《青海湖》雜誌上也刊出了一篇挑戰魯迅創作價值的《論魯迅的創作生涯》。
直到新世紀之交，關於魯迅文學文化成就的爭論依然存在。
1998年，青年作家韓東、朱文等在《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中認為“魯迅是一塊老石頭”，“其反動性不證自明”，甚至提出：“讓魯迅歇一歇吧”。
作家王朔也將他調侃的鋒芒對準了魯迅：
“第一次聽說魯迅這名字是一謎語：山東消息——打一人名，忘了發表在哪兒，反正是一印刷紙，一大堆謎語，讓小孩猜。大約八九歲的時候，我們院一愛看書的孩子跟我們一幫吹：有一魯迅，太牛逼了。他眉飛色舞地說：丫行於一條黑巷，一群狗衝丫叫，丫說：呸！你這勢利的狗。我和一幹聽眾大笑，當時我剛被304醫院一隻三條腿的狗追過，嚇得不輕，這句話對我的心理有大撫慰。有那麼幾周，我們上下學，誰走在後麵，前麵的人就會回頭笑罵：呸！你這勢利的狗。”
“在我小時候，魯迅這名字是神聖的，受到政治保護的，”攻擊魯迅“是嚴重的犯罪，要遭當場拿下。直到今天，我寫這篇東西，仍有捅婁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感覺。人們加在他頭上的無數美譽：文豪！思想先驅！新文化運動主將！骨頭最硬！我有一個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齊天大聖’。”
“我有一個做律師的朋友去那邊（深圳）撈世界，回來之後請大家吃飯，有人喝了酒高叫：魯迅，有什麼呀！論思想，他有毛澤東有思想嗎？毛澤東，有雄文四卷，起碼讓三代中國人靈魂受到洗禮；論骨頭硬，他有王二小硬嗎？給敵人帶路，掩護了幾千老鄉和幹部，被敵人摔死在石頭上。”
“阿Q講過：尼姑的光頭，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麼？對魯迅，我也這麼想。各界人士對他的頌揚，有時到了妨礙我們自由呼吸的地步。”
學者葛紅兵發表了著名的“悼詞”，魯迅的種種“表現”成為他哀悼20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理由：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給我們留下了一份什麼樣的遺產？在這個叫二十世紀的時間段裏，我們能找到一個無懈可擊的作家嗎？能找到一種偉岸的人格嗎？誰能讓我們從內心感到欽佩？誰能成為我們精神上的導師？”“很遺憾，我找不到。”“魯迅，這個被人們當成了一種理念、一種意誌、一種典範，甚至被捧到了民族魂的人，又當如何？發生在他留日期間的‘幻燈事件’已經成了他棄醫從文的愛國主義神話，然而他真的是這麼愛國嗎？既然愛國，他為什麼要拒絕回國刺殺清廷走狗的任務？徐錫麟，他的同鄉能做的，秋瑾，一個女子能做的，他為什麼不能做？難道他不是怯懦嗎？魯迅的棄醫從文與其說是愛國的表現，不如說是他學醫失敗的結果，相比較而言，他的醫學成績實在是不敢恭維，甚至他所敬愛的藤野先生對他的醫學課堂筆記和考試成績也是非常不滿意的，魯迅的課堂筆記交到藤野那裏總要被改得一塌糊塗，改動之多似乎魯迅不會做課堂筆記。一個號稱為國民解放而奮鬥了一生的人卻以他的一生壓迫著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給朱安帶來的痛苦，使他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壓迫者。因為童年長期的性格壓抑以及成年以後長期的性壓抑，魯迅難道真的沒有一點兒性變態？高長虹對魯迅的觀察難道就沒有一點兒道理？創造社作家說他‘世故老人’，對於魯迅的為人，恐怕也不是空穴來風，終其一生，他沒有一個地位比他高的朋友，我們不必忌諱他的嫉恨陰毒，他的睚眥必報。仔細想一想難道魯迅的人格真的就那麼完美嗎？他為什麼在‘文革’期間成了惟一的文學神靈？他的人格和作品中有多少東西是和專製製度殊途同歸的呢？他的鬥爭哲學、‘痛打落水狗’哲學有多少和現代民主觀念、自由精神相同一呢？魯迅終其一生都沒有相信過民主，在他的眼裏中國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他對胡適等的相對自由主義信念嗤之以鼻，因為他是一個徹底的個人自由主義者（‘文革’中紅衛兵那種造反有理的觀念正是這種思想的邏輯延伸）。”
對於魯迅的各種激賞讚譽之辭，我們並不陌生；對於其他種種的挑戰與質疑，我們也沒有必要大驚小怪，甚至遮遮掩掩，因為，它們都已經成為了現代中國一個重要的事實，魯迅本來就是在這樣的毀譽交加中存在著，生前如此，生後依然如此，這樣的現象本來就沒有為特立獨行的他增加什麼或者減少什麼，魯迅總歸還是魯迅。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將魯迅空洞抽象地“神聖”化，其實反倒是曆史在扭曲中的“特例”，一旦中國人可以在各自的感覺中來發表意見，關於魯迅的不同的評價幾乎就成了必然。而且，我們更沒有“捍衛”什麼的理由，因為，種種的文化力量都已經習慣了借魯迅“說事”，無論是讚揚歌頌還是否定批判。魯迅一當進入了人們的“述說”，那麼就還說明中國人選擇了他，需要著他，中國曆史與中國社會顯然也脫離不開他這一“環節”。這樣，在不斷地被“述說”之中，魯迅就會以他自身的力量存在下去，他依然可以憑借自己的文本力量征服別人，根本毋庸我們後人的吃力的“捍衛”。
無論是曆史的哪一“極”，都在牽掛著魯迅的言論，都不能繞開魯迅昂然而行，似乎，魯迅的存在就是他們前進道路上的一個“結”。
值得一提的是，魯迅對自身這樣的命運與存在體現出了一種相當的“自覺”，就是說，能夠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之“結”，這本身也是魯迅生前的某種自覺追求。
二、“結”：魯迅的自我體認
魯迅有很多深刻的論斷似乎一直在預言他在中國曆史中的命運。
魯迅在《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中說：“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成傀儡了。”《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也說過：“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忘，可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這種身不由己的預言足以概括魯迅在其身後的諸多遭遇。
然而，魯迅是決心挺立在這個他並不習慣的世界上，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就是要刻意成為人們繞不開去的“結”。《墳·題記》中說：“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隻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麵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寫在〈墳〉後麵》也申明：“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提出了一個“與黑暗搗亂”的思想，這就是《兩地書·二四》所說：“你的反抗，是為了希望光明的到來罷？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卻不過是與黑暗搗亂。”
就這樣，魯迅成了中國社會文化汪洋大海中無法被輕易吞沒的礁石與島嶼，成了一個無法為期他“溶劑”所消化的生命之“結”。
什麼是“結”？什麼又是曆史文化發展曆程中的難以“消化”的存在？這是比照廣大中國人的人生態度而言的。如果說曆史的發展真可以用中國古人常用的“河流”來加以比喻，那麼應當承認，絕大多數的芸芸眾生都隻能為曆史所裹挾，並因裹挾而變化，隨波逐流，努力要使自己“融入”曆史發展的潮流，成為曆史文化的一個“水乳交融”的自然環節。在鴉片戰爭以後，除了那些極少數冥頑不化的守舊人士，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得不在西方文明的強大壓力中尋找“求新逐異”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上說，能夠追隨時代變化的浪潮“與時俱進”倒真是我們實實在在甚至相當理想的生存方式。我們恰恰懼怕的是“為時代所拋棄”。然而，魯迅的特殊就在於他往往超越了這眾多的“一般”，他總是這樣的傲岸，這樣的特立獨行。他的思想與行為當然屬於20世紀的中國，但他常常都不是以簡單認同曆史發展的“主流”而出現的。魯迅一方麵推進著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趨勢，但另一方麵卻又常常最大程度地在這一趨勢中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甚至抗拒和改變著其中的諸多細節。“與時俱進”這個在今天似乎是不證自明、理直氣壯的詞語並不能描繪魯迅的選擇，魯迅不是“與”別的什麼一同前行，他本身就在“獨自前進”，或者說，他是以“獨自前進”的方式反過來引領了“時代”。
魯迅，在自己“獨自前進”的道路上最不“聽話”，不聽中國古人的至理名言，也不輕易相信外國的“先進理論”，不聽知識精英的宏篇大論，也不接受民間大眾的竊竊私語，他拒絕了官方的指令，也拒絕了在野的革命勢力的幹預。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推動著中國文化的現代發展，但又常常“跳出”了這一發展過程中的“常規”與“邏輯”，進入到一個屬於自我的新的境界當中。
在文學創作上，魯迅也一再表明了自己的獨立性。《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有雲：
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呐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隻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從戰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啟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為我於“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這裏的“世故”其實就是魯迅對於中國文化與文學實際狀態的深刻感悟，他深深地懂得了這個世界，所以也就深深地不願陷入既往的命運，他要在沒有人走過的地方開辟出道路來。
我們似乎可以這樣來概括魯迅作為“結”的意義：魯迅的文化與文學選擇深深地“刺入”了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各個關鍵部位，從而牢牢地“嵌進”了中國現代文化的各個思潮、思想係統，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嵌進”而非其固有的自然肌體的一個部分，所以總是“赫然挺立”，與其他種種思想發生著複雜的糾纏——要清理現代中國諸多思潮都必定要返回魯迅，但僅僅清理這些思潮卻又不能理解魯迅。這就是魯迅存在的複雜性，也是他如此“紮眼”如此難以“消化”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