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魯迅：20世紀中國文化之“結”
魯迅作為20世紀中國文化之“結”的意義表現在一係列的領域。
中國思想的世紀性變遷眾所周知，個人的社會價值與哲學價值的確立是中國思想世紀性變遷的重大課題，也是近代以來中國啟蒙思想的產生與演化的主流。在這方麵，我們很容易從魯迅思想中發現啟蒙的豐富內涵，發現他對於個人主體地位的呼喚與建構。例如魯迅留日期間的“立人”思想，“任個人而排眾數”著名主張的倡導等等，在五四時期，魯迅又闡發過“個人無治主義”與“人道主義”，魯迅一生都致力於公民立場與反奴隸立場。但是，魯迅又不僅僅是在啟蒙哲學中思考問題。他更深刻地體悟到了近代以來的啟蒙理想在生存著的現實中所遭遇的尷尬。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說：“我感到未嚐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讚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讚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嗬，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顯然，魯迅理性主義的啟蒙立場當中彙入了個體生命的立場。有學者言：“魯迅在這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中間，是唯一一個明確地認識到中國啟蒙主義知識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注定是悲劇性的人。”
今天，人們似乎更多地發現了魯迅與一般啟蒙主義的差異，並且開始從存在主義、現代生命哲學的角度解讀魯迅。黑暗、虛無作為魯迅思想的“關鍵詞”的意義已經獲得了相當的闡述。像這樣的一些語言被反複征用，如“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我隻很明確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人們發現了魯迅“反抗絕望”與加繆筆下的“荒誕英雄”的若幹相似之處。但是，即便是這樣，魯迅依然屬於他自己。在魯迅那裏，有荒誕的體驗卻沒有“局外人”的體驗，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魯迅對於自己的空間不是一個‘局外人’，而是一個‘被排斥在外的人’”。魯迅具有強烈的死亡意識，同樣在反抗絕望中“確立自身”，但他並沒有產生“不負責任”的快感。相反，他的反抗是他力所能及地承擔改造人生現實這一責任的方式。“中國的曆史注定要用中國啟蒙主義知識分子的悲劇築起一道現代化的堤壩，把傳統的愚昧和專製擋在‘過去’的曆史上。”“如果說西方的存在主義者高舉著生命哲學的旗幟離開了18世紀的啟蒙主義思想，魯迅則高舉著生命哲學的旗幟更堅定地站在中國啟蒙主義的立場上。”
中國現代政治革命的理想與選擇魯迅留日時期就參與了“排滿革命”的活動。在現代曆史的關鍵時刻也都積極支持被壓迫者的革命活動。他參加了“左聯”，成為這一革命作家聯盟的領袖。然而，對於革命，他始終有自己的理解。魯迅同情被壓迫者，擁護革命的理想，但又常常對革命的前途不抱太多的幻想。“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竟然成了他描述中國曆史的一種話語方式，他還言及辛亥革命以後的體驗：“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對革命者常常提及的未來“黃金世界”，他時有譏諷。甚至，還對馮雪峰說過：“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在給朋友的通信中，又預言革命成功以後自己將會穿上紅馬甲掃大街：“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對於中國革命的艱難性與中國社會改造的艱難性，魯迅有著自己獨立的判斷。
中國現代文學觀念的發展一方麵，同五四新文學作家一樣，魯迅高舉的是“人的文學”的旗幟，致力於文學的啟蒙價值的發掘，改造國民性成為他文學的基本主題。這一文學意念也早在他的留日時期就已經確立。“我以我血薦軒轅”、“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幻燈片事件等等都是我們熟悉的例證。魯迅顯然努力賦予文學以現實承擔的使命，以至今天也有人攻擊魯迅的所謂“功利主義”文學觀念。然而，我們同樣有必要看到魯迅與一般意義的功利主義文學觀的區別。這就是說，他對“文學的限度”有自己的獨立認識。在《呐喊》自序中，魯迅所闡述的疑問是：“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麵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這就提醒我們，文學是否真的能夠承擔起那樣的使命？它會不會恰恰產生相反的後果？顯然，這同樣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在魯迅的一生中，他多次談到文學的作用及自己的創作體會，常常使用著“無聊”這樣的字眼。《革命時代的文學》裏有過一個著名的說法：“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而《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一文中，卻闡述了一個關於“醉蝦”的發人深省的比喻：
我發現了我自己是一個……是什麼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曆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現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嚐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
錢理群先生在他關於魯迅的論述中重新提醒人們注意馮雪峰的一個回憶：據說魯迅著名“遺囑”《死》共七條，第五條雲：“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清過活，千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馮雪峰在回憶中告訴我們，原意沒有“空頭”二字。
當然，魯迅對文學現實作用的懷疑又並不意味著他對文學的放棄，更不是在為自己的“逃避”與“無力”尋找理由，這就像現代西方的許多知識分子總是在談論死亡，談論人生命的局限性，其實這是一種“以死觀生”的思維，在這個時候，人們恰恰是無比深刻地理解著生命的可貴，也格外珍惜著生命的意義。對於“文學限度”的談論，同樣可以更加明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實際效能，從而堅定自己可以把握的方向。在這一方麵，王得後先生針對錢理群先生的補充意見是值得我們重視的：解讀魯迅，不可以僅僅關注那些個別的字詞，而應該盡可能地“返回”到魯迅自身的豐富與複雜之中，從魯迅全部的思想取向來認定某一具體判斷的實際意義。
中國現代倫理觀念
從20世紀20-30年代英美派知識分子到今天的某些海外漢學家以及大陸“新銳”學者，他們對魯迅人格的指責多集中在所謂的“偏激”、“偏狹”與“不寬容”等等。但問題是當人們如此輕率地從“態度”出發就窺破了一個人的“人格”，這裏所包含的不確定性與不可靠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透過“行為方式”對一個人內在“人格”的把握其實是很難的，這比單純由“文字”所組成的“精神”特質更加飄渺，至少，我們自己居高臨下地用以判斷別人的基礎——我們的倫理觀念與我們自己的“人格”其實就需要一種新的認定。在指責魯迅的生活“態度”與人生“行為”之時，我們很難證明自己的選擇已經超越了魯迅（至少是在視野上）。特別是在充滿功利主義需要的今天，種種對他人的指責常常就可能與自我的表現聯係在一起，例如“打倒”了魯迅的“人格”就可以獲得某種現實利益上的“便宜”，但這樣一來，對“人格”探討也就失去了意義，所謂的新的倫理道德根本無從談起。這個時候如果平心而論，我們還是會覺得魯迅的倫理選擇比許多的中國人都更加的穩定和更加的表裏如一，當然不是說魯迅沒有傷害過別人（例如葛紅兵所指出的朱安），但顯然，即便是在現代倫理的層麵上，我們也很難將“個性主義”與“人道主義”完全統一起來，“為我”與“為他”始終就是所有人類道德都無法克服的矛盾，而且當放棄“為我”也無法實現真正的“為他”的時候，魯迅的抉擇就不能說沒有他倫理的價值。他以自己最小傷害他人的代價贏得了更多朋友特別是無辜的弱小者的真實的尊重。是的，魯迅“罵人”，但成為他痛罵對象的往往是強權，是得勢者，在這裏，魯迅的“罵人”也就成為了一種挑戰“權威”和“權力”的反抗，偏激就是對抗由所謂“客觀”、“公平”所掩飾著的畸形社會體製的有力武器。這裏問題的關鍵在於一個獨裁專製的政權（及其“幫閑”）已經擁有了幾乎所有的“話語霸權”所謂的“客觀”、“公平”都不過是他們定義的結果，所有的“客觀”與“公平”最終都是他們向社會宣示、用以鞏固其製度的合法性的一種手段。魯迅“偏激”，魯迅“罵人”，但激發他如此“偏激”，如此“罵人”的恰恰是現存製度的根本的畸形，魯迅實在是用自己的方式反撥著現實的荒謬，擴大著現實社會的“公正”。在現代中國，當主張“寬容”已經在事實上墮落為維護現實製度與既得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借口，這樣的“寬容”所包含的也就是人生殘酷的本質，而魯迅不過是較早洞察了這一本質的清醒者。在《華蓋集·忽然想到》中，魯迅描述了中國社會這樣的一種生存景象：
在黃金世界還未到來之前，人們恐怕總不免同時含有這兩種性質，隻看發現時候的情形怎樣，就顯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區別來。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
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什麼東西進去，隻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為了不讓中國就這麼“完結”，“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以“不寬容”還擊製度的“不寬容”，這不就是一種新的倫理的建構？
今天，人們常常談論著胡適的謙虛、和善與大度，而魯迅似乎總是多疑、猜忌而易怒的，這其實不過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兩種生存姿態，胡適的“謙虛、和善與大度”固然令陌生者倍覺溫馨，但如果但凡一個中國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與他交遊，都可以號稱“我的朋友胡適之”，這裏麵也就未嚐沒有包含著某些並不真實並不確切的意味，相反，或許有人會不適於魯迅的“多疑、猜忌而易怒”，但卻會承認，在這些情緒激動的生存形式的背後，往往就是我們生命生長的最真實的“熱”與“力”。
魯迅之於中國現代倫理觀念的獨特理解，也注定了他通常是一位孤獨的行者，這也是一種“結”的體現。
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壇的複雜的相互糾纏關係
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壇有著最豐富的聯係，這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因為他作為左翼文壇的領袖地位而是他一以貫之的人生態度思維方式。“直麵人生”、“正視鮮血”的生存姿態決定了魯迅與許多自得其樂的學院派知識分子的重大區別：他從來不會回避對於現實中國問題的關注和議論，從來不會割斷自身精神發展與中國文藝種種繁複現象之間的聯係。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可以說是對中國現代文藝事業最殷切關注的人，他廣闊的文學視野與持續不斷的現實拷問都使得他比許多的中國作家更密切地關聯著中國現代文壇的風雲變幻：
與左翼文壇——直接介入，扶持青年作家（如柔石等、東北作家），與一部分領導保持良好關係（馮雪峰、胡風）；與另一部分領導則保持緊張的關係（如周揚、徐懋庸等）。
與右翼文壇——公開的批判態度。
與自由派文人——既有過密切合作（五四時期），也有過公開的分歧（分歧其實正是魯迅發覺和自我總結思想獨立性的過程，也是標示其他文學追求特質的機會）。
這樣，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壇的複雜的介入——正麵的推進與逆向的反駁——直接穿透和連接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各個部位，成為組合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關鍵”。即便是在一個扭曲的時代（如“文革”），我們不斷利用魯迅的言論“打擊”政治異己，但一旦“文革”結束，中國人恢複到正常的思維狀態，一旦我們社會又重新需要中國現代文學的“繁榮昌盛”之時，後來的人們依然可以循著由魯迅思想穿插所構成的邏輯之網，最大程度地恢複中國文學固有的完整格局。
相反，其他許多現代大家，特別是自由派文學家，都不時以“自言自語”的生存姿態自我標榜，他們回避更多的思想交鋒，因此無法成為一個曆史“繞不開”的“結”，不足以連接起曆史更豐富的場景，無法構成對“他者”的強有力的連續的思想衝擊，最終，也就無力掀開曆史更本質的內核。到了新時期，幾乎所有的思想家、文學批評家都是從魯迅研究中誕生的、起步的，李澤厚、劉再複、王富仁、錢理群、汪暉……因為，他們在清理魯迅的文學態度的同時，也自覺不自覺地清理出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宏大格局，研究魯迅，進而複原了中國文學的更壯觀的景象，“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魯迅第二次拯救了中國文化。”
這也是中國大陸文學研究界與台灣文學研究界的重大差別。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台灣遺棄了魯迅，其實也就遺棄了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關鍵之“結”。在胡適這樣一個學院派文人那裏，完全不足以聯係起中國現代文學更廣闊的領域。直到今天，中國現代文學依然沒有在台灣的文學史研究中獲得足夠獨立的地位，他們心目中的現代文學也相當的逼仄和狹小。
魯迅是誰？如果不是停留在曆史教科書上的簡單定義，那麼這確實是一個殊難回答的問題。作為作家，他憑借什麼樣的素質屹立於20世紀的中國文壇？作為知識分子，他以什麼樣的知識體係與思想模式獨立於現代中國？他與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有何不同？與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相比，又有何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