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識分子”
還是讓我們從知識分子這一角色說起吧。
知識分子是什麼？就詞語本身而言，它並不來源於中國。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有兩個來曆。首先是19世紀60年代以後的俄國。源於俄國的“知識分子”概念，其英文為“Intelligentsia”，當時的俄羅斯貴族中出現了一批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響的逆子貳臣，他們懷疑和批判著俄羅斯的現存社會體製，這些貴族青年就是以賽亞·伯林所謂的“半個俄國人、半個外國人”，他們的思想觀念與生活方式和當時的俄羅斯格格不入，最初被描述性地稱為“知識階層”，後來進了一步，概念逐步向規範性方向發展，這樣一個非職業的但卻有著共同的精神傾向的群體被稱作是“知識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其次來源於法國的“知識分子”，其英文為“intellectual”，在法國19世紀末，發生了著名的“德雷福斯冤案”，猶太人德雷福斯上尉供職於陸軍總參謀部，因為被無端懷疑充當德國間諜而蒙冤入獄，在軍方人士殘酷迫害德雷福斯的過程中，糾纏著反猶太主義與保皇主義對於民主、人權的肆意蔑視，於是，包括著名作家左拉、雨果、法朗士、紀德、普魯斯特在內的一批正義之士挺身而出，為德雷福斯上尉呐喊辯護，他們在《曙光》（LAurore）雜誌上發表了《知識分子宣言》，當時這些正義之士的敵對者就此將他們蔑稱為“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無論是它的哪一個來源，都體現了這樣的一個本質：在我們人類的文明世界裏，這是一個關注我們社會文化精神，關注我們人自身的價值、權利與尊嚴的群體。對於我們生活著的世界，他們致力於整個文明發展的核心部分——文化的創造精神的探求，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憂患就在於他們的文明已經被西方文化的發展遠遠地拋在了後麵，他們試圖通過對西方近現代文化的引入，激活俄羅斯民族的創造精神；對於我們自身，他們關注的是作為一位公民的基本生存權利，關注的是人之為人的一係列原則：人格、尊嚴、理想與信仰，他們致力於維護公民權利的社會價值體係的建設，法國知識分子就是這樣。
知識分子所扮演的這一角色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中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在“知識分子”這一名詞尚未出現的古希臘，實際上已經孕育著這樣可貴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
人類文明的發展有賴於許多階層的分工協作，比如作為社會組織管理者的政治家與作為經濟活動操作者的商人，但所有這些階層都不能替代知識分子的獨特作用。
政治家以“權力”鞏固的方式組織管理起這個各自為政的世界，需要在群居的基礎上建構文明形式的人類離不開他們。但是政治家關心的是他們權力的獲得與擴大。正如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馬基雅維利所指出的那樣，政治天性就是“非道德”的：“必須懂得：一位君王，特別是一位新君，為了要保持他的國家，時常被逼采取一些背信的、不仁慈的、不人道的以及反宗教的行動，所以他不能奉行人之所以貴乎為人的種種事情。”中國的法家也曾毫不留情地提醒“人主”及早劃分政治與道德的界線：“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製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體，而人主怠傲於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奸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縛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奸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縛麗姬殺申生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於是，權力的角逐最終帶來的是專製與暴力，這是社會動蕩的真正的根源。對政治家自己來說，權力則可能導致人性異化，因為處於權力漩渦中的他們本身並無暇顧及人類的精神建構問題。
商人以經濟活動的方式完成著這個世界的物質財富的交換與流通。關注物質“利益”是他們無可厚非的天職。精神財富不是他們必然追求的東西。而且商業在形成社會物質流通的同時其實也造成了我們彼此精神的疏離，因為我們彼此的商業利益總是衝突的。同時，我們並不能永遠做一個成功的商人。金錢所導致的人性異化同揮霍權力一樣可怕。在莫裏哀的筆下，我們看到了阿巴貢，在巴爾紮克筆下我們看到了葛朗台，在果戈裏的筆下，我們看到了潑留希金。他們都成了經濟角逐的奴隸。
隻有知識分子，他們的天職就是在單純的權力角逐與金錢追求之外，將整個社會在精神的層次上連接起來。隻有知識分子用自己精神的創造才可能凝聚起普遍的心靈需要，隻有新的精神與信仰的追求才能填補現實的失落。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既具有某種“知識”的職業，但本質上又超越了具體的職業而成為“社會良心”與現實批判的精神象征。馬克斯·韋伯（M。Weber）把知識分子定義為那些因為其赫然成就而被譽為“文化瑰寶”的人，他們是社會群體的精神領袖。薩義德認為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抗爭意識，從不停止對各種社會現象提出疑問”（《知識分子再現》）。路易斯·科塞更明確宣稱，大學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必須是“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們也向來主張，知識分子應當是每一時代的批判性良知。餘英時分析過西方的知識分子含義：“‘知識分子’一詞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義的，並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識’的人。”“如果他的全部興趣始終限於職業範圍之內，那麼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足條件。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
二、“痛感”與失落了的“痛感”
知識分子在人類文明中的獨特角色也注定了他們從事創造的重要起點：對人類現實苦難的特別的敏感與特別的關懷。知識分子，可以說就是一些極富有“痛感”的人。“痛感”，我們這裏將之理解為是一種對於苦難的坦然的正視、深切的體驗與糾纏中的克服與超越，是作為精神創造者的知識分子正視人生、“穿擊”人生的莊嚴的形式，這有別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發出的若有若無的感歎與憂傷。
一切精神創造都可以說是對於苦難的超越方式。“痛感”的攝取和因克服痛感而創造的精神成果，是知識分子自我確證的重要標誌。魯迅說：
然而知識階級將怎麼樣呢？還是在指揮刀下聽令行動，還是發表傾向民眾的思想呢？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不過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的本身——心身方麵總是苦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