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的經典之作裏，我們看到的總是人們如何在苦難之中開辟前行的圖景。人類文化的經典中最動人的篇章都是對困難的關懷與超越。在西方文化史上，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綿綿不絕的知識分子“痛感”的記述史：古希臘神話標舉著“神”與“人”的對立，關愛人類的普羅米修斯注定了就是天主宙斯的對立麵，他也因此而遭受到嚴酷的懲罰；有人說古希臘神話是神人同形同性，但即便是天主宙斯也難以窺測命運女神的喜怒，這難道不就是對人生命運的深切哀痛？回到人自己的世界，從俄狄浦斯王的受難、《聖經》對人類的“原罪”宣判到現代主義的絕望與悲劇體驗，西方知識分子的苦難意識如長河奔流。與此同時，伴隨著這一漫長心靈的“痛感”的卻又是西方文化在各個階段所表現出來的持續不衰的創造力，是知識分子對於自身社會角色與社會使命的自發體認與勉力擔當，雖然他們尚沒有形成19世紀以後俄法知識分子那樣的高度的批判的自覺。在古希臘，有“兼職”的文人如將軍兼曆史學家的修昔底德，也有在“學園”裏授課的“專職”人士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等，但他們在將“求知”作為自己神聖而崇高的使命這一觀念上似乎卻有著廣泛的共識。亞裏士多德的《形而上學》開篇即宣布：“求知是人類的天性”。接著，又進一步闡述說：
古往今來人們開始哲理探索，都應起於對自然萬物的驚異；他們先是驚異於種種迷惑的現象，逐漸積累一點一滴的解釋，對一些較重大的問題，例如日月與星的運行以及宇宙之創生，作成說明。一個有所迷惑與驚異的人，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話所編錄的全是怪異，凡愛好神話的人也是愛好智慧的人）；他們探索哲理隻是為想脫出愚蠢，顯然，他們為求知而從事學術，並無任何實用的目的……這樣，顯然，我們不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尋智慧；隻因人本自由，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為別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們認取哲學為唯一的自由學術而深加探索，這正是為學術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學術。
求知與“實用”相區別而與人的“自由”相聯係。在哲學家恩培多克勒那裏，有了拒絕王位的選擇，在另一個哲學家德謨克利特那裏，則誕生了名言：“我寧願找到一個因果的說明，而不願獲得波斯的王位。”雖然他們對現實體製的姿態遠未達到讓現代知識分子滿意的程度，但西方知識分子的獨立自由的創造傳統便是由此展開的。
中國的情形如何呢？
與西方文明的發展頗為相似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大規模出現的時代也是一個苦難的時代，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禮崩樂壞，世界失範，戰亂頻仍，人人自危。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同樣以自己的精神創造超越著現實苦難，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批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孔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墨子……他們提出了各自的思想與學說，這些學說既是現實的策略，也是他們關於人生與生命的一種理性思考或者信仰。無論它們自身還有多少的問題，也無論以後對中國社會起了怎樣複雜的影響，我們都應當看到，這些都是他們獨立的富有創造性的成果，他們就是用這樣的獨立思考顯示了知識分子的價值。在當時，對“道”的維護與領受成了他們在世俗社會裏保持自身獨立追求的一種精神力量，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雲：“無恒產而有恒心，唯士為能。”這都體現了先秦時代的知識分子對自身角色獨立性的某種把握。孔子學說到後來總是成為政治家闡釋和利用的對象，而其實在孔子本人在世的時候，他首先是為了自己的思想而存在，而不是為了某一個政治家而存在的，“周遊列國”就是對自己的思想負責的艱難形式。在那個時候，儒家學說也首先是為了學說本身而不是為了某一個政治勢力而存在，孟子在答複“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的問題時，明確提出了“就三去三”的條件：
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吾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但是，隨著中國大一統專製製度的形成，社會結構的超穩定形式的出現，中國知識分子便從根本上改變了先前的存在方式。在這樣的體製當中，文化教育首先不是為了對“道”的維護（雖然這個詞語依然被人們頻繁地掛在嘴上），更不是以自身智慧的增長為目的，它已經成為國家選拔官吏的途徑，知識本身失去了價值，知識淪為了通向仕途的“敲門磚”。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在這個時候，單純的“衛道”實際上也失去了市場，“道”不過是知識分子與政治家達到其他目的的旗號，孔子的道德學說其實也不能滿足政治家的現實統治的需要，“外儒內法”才是對他們的真實描述。在這個知識與信仰的全麵異化過程中，在這個知識分子的獨立與尊嚴日益喪失的時候，是司馬遷“倡優意識”發出了最後的抗議與歎息：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人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走向“巧滑”之路，墮落為魯迅所謂的“做戲的虛無黨”，在他們那裏，出現了心與言的分離，真理與策略的分離，道與術的分離。最終，他們逐漸演變為一群聰明卻沒有信仰更沒有創造能力的“弄臣”。重要的是所有的學說都失去先秦時代那種直麵人生苦難的勇氣，一位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痛感”已然喪失。因為，社會也不再鼓勵他們開掘這些痛感的意義了，他們不必再有作為精神創造者的獨立價值了。
這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國政治格局不再需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而中國知識分子也在適應政治家要求的時候放棄了自身的獨立價值，知識分子的自我放棄也促進了政治家得心應手的政治策略，而最後的結果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必自尋煩惱地開掘人生的痛感了。在一個嚴格的意義上講，中國曆史的發展實際上是不斷“改造”和“吞噬”著真正的知識分子，我們的文化失落“痛感”已經很久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