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穿透”人生的幻象開始
在這個背景上我們來看魯迅的意義。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魯迅是20世紀中國、也是千年封建曆史之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最富有人生“痛感”的一位。
那麼，這樣的“痛感”是如何生成的呢？
在這裏，我想重提魯迅的少年創傷記憶。雖然對這樣的少年記憶的考察似乎不無爭論，但是，由創傷記憶而突破了我們熟悉的人生的幻象，這無論怎麼說都是一個新的開始。奧地利心理分析學家A。阿德勒認為：“在所有心靈現象中，最能顯露其中秘密的，是個人的記憶。他的記憶是他隨身攜帶、而能使他想起自己本身的各種限度和環境的意義之物。記憶絕不會出自偶然：個人從他接受到的，多得無可計數的印象中，選出來記憶的，隻有那些他覺得對他的處境有重要性之物。因此，他的記憶代表了他的‘生活故事’；他反複地用這個故事來警告自己或安慰自己，使自己集中心力於自己的目標，並按照過去的經驗，準備用已經試驗過的行為樣式來應付未來。”
1922年12月3日，魯迅在為自己生平第一部小說集作序的時候，第一次清理了他的“生活故事”，這個故事的開篇和最引入注目的部分就是他少年的創傷：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麵目……
這就是魯迅最沉痛的“記憶”。當魯迅開始用自己的語言向更多世人來傳達自己的人生體驗之時，他首先清理出來的便是這一個創傷記憶，自然，其選擇不會是偶然的，用A。阿德勒的觀點來看，也就是“用這個故事來警告自己或安慰自己，使自己集中心力於自己的目標，並按照過去的經驗，準備用已經試驗過的行為樣式來應付未來。”
創傷之所以能夠成為創傷就在於它的發生遠遠超過了人們固有的人生期待。在一個高掛著“翰林金匾”的殷實家庭裏，作為長男的魯迅原本是百般嗬護的對象。“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希為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重溫童年歲月，魯迅也會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先前的得意神態來：“長媽媽，已經說過，是一個一向帶領著我的女工，說得闊氣一點，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親和許多別的人都這樣稱呼她，似乎略帶些客氣的意思。隻有祖母叫她阿長。我平時叫她‘阿媽’，連‘長’字也不帶；但到憎惡她的時候，——例如知道了謀死我那隱鼠的卻是她的時候，就叫她阿長。”然而，當祖父科場賄賂案發，父親一病不起，家庭榮譽不再，以至連基本的生計都出現了問題的時候，仿佛一夜之間，什麼都變了，甚至原來的親朋好友，比如“和藹”的衍太太：
父親故去之後，我也還常到她家裏去，不過已不是和孩子們玩耍了，卻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談閑天。我其時覺得很有許多東西要買，看的和吃的，隻是沒有錢。有一天談到這裏，她便說道，“母親的錢，你拿來用就是了，還不就是你的麼？”我說母親沒有錢，她就說可以拿首飾去變賣；我說沒有首飾，她卻道，“也許你沒有留心。到大廚的抽屜裏，角角落落去尋去，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
這些話我聽去似乎很異樣，便又不到她那裏去了，但有時又真想去打開大廚，細細地尋一尋。大約此後不到一月，就聽到一種流言，說我已經偷了家裏的東西去變賣了，這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裏。流言的來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現在，隻要有地方發表，我總要罵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來，但那時太年青，一遇流言，便連自己也仿佛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
1925年5月，魯迅又一次重複了他少年時代所遭遇的家庭巨變：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
“十三歲”，這是一個人正在從童年走向少年的關鍵時刻，前蘇聯教育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科恩指出：“如果說童年期的自我意識變化看似平緩而漸進的，那麼，過渡年齡期即青少年時代則向來被認為是一個突變、‘再生’和新質生成的時代，而最主要的還是發現個人‘自我’的時代。”從“並不很愁生計”到“乞食者”，從“小康人家”到“在侮蔑裏接錢”，在已經無法抹去的創傷記憶當中，正在發現“自我”的魯迅實際上獲得了一個“穿透”人生幻象的機會，他所經曆的人生觀念的“突變”顯然要比一般的“平穩”成長的孩子更大。當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已經無力執著於人生痛感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在不斷用儒家倫理道德說教的概念編製溫情脈脈的人倫麵紗，太平盛世、禮儀之邦、惜老憐貧、父慈子孝、兄弟怡怡……就是這一套似是而非的描述阻擋著人們對於生存真相的發現，在後來的《野草·立論》中，魯迅告訴我們，在中國，洞察真相與講述真實都是十分困難的：
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於是收回幾句恭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
“穿透”了人生的幻象，魯迅終於悟到：“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而曾經接受過的來自傳統經典的解釋，也是多麼虛妄：“中國的舊學說舊手段，實在從古以來，並無良效，無非使壞人增長些虛偽，好人無端的多受些人我都無利益的苦痛罷了。”
當然，僅僅“穿透”了人生的幻象，僅僅恢複了現實的“痛感”，這還是不夠的。我們最終還需要有一個新的思想的圖式，隻有在新認知完成了對舊學說的替代的時候，中國的人生“問題”才可能豁然開朗，而我們也才會獲得“再生”的動力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