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異路，逃異地”與“別樣的人們”
失望於中國固有的人生方式，魯迅這樣表達了他當時的強烈願望：
好。那麼，走罷！
但是，那裏去呢？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
這也就是他在《〈呐喊〉自序》裏所說的“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
在魯迅所去往的“異地”中，最重要的就是日本，這“別樣”的重要的內容就是一個中國人的新奇的日本體驗。對於一個已經習慣於中國社會固有人生形式的人而言，日本的一切都足以令人“震撼”。
日本，首先是西方異質文明的集散地。
日本作為中國“一衣帶水”的近鄰，作為長期受哺於中國文化的國度，其對外開放和全力現代化的方式卻與我們大相徑庭。當“老大帝國”在西方列強的槍炮聲中仍步步為營，繼續執著於“體用之辯”的時候，日本民族卻早已經洗心革麵、改弦更張，其無所畏懼的姿態恰如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所說的那樣：
我國人民驟然接觸到這種迥然不同的（西方）新鮮事物……這好比烈火突然接觸到冷水一般，不僅在人們的精神上掀起波瀾，而且還必然要滲透到人們的內心深處，引起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騷亂……這種騷亂是全國人民向文明進軍的奮發精神，是人民不滿足於我國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熱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國的文明趕上或超過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後來同樣留學日本的郭沫若這樣表達了他對這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驚歎：“最近半世紀的日本，從封建社會脫胎了出來的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日本，其進步之速真真有點驚人。歐美演進了兩三百年間的曆程，她在五十年間便趕上了。要說是飛躍，的確是值得稱之為飛躍……歐美人示例在先，日本人在‘日本’這個實驗室中，委實是把資本主義實驗成功了。”
認真說來，日本對於西方著作翻譯的曆史並不比中國更早，但一旦認定，即全力以赴，規模巨大。這給了梁啟超這樣的啟蒙學者很大的啟發：“日本之步泰西至速也。”“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
一當融入日本的西方文明的海洋，中國留學生大都欣喜若狂。“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20世紀初葉，中國譯自日文的書籍已經占到全部譯著的60%以上。
在日本，魯迅與他的朋友許壽裳常常結伴逛書店。“求智識於宇內，搜學問於世界。”（《紹興同鄉會公函》）“魯迅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論》，是在南京，但是一直到了東京，學習了日本文之後，這才懂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因為魯迅看到丘淺治郎的《進化論講話》，於是明白進化學說到底是怎麼回事。”與此同時，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弱小民族文學、尼采哲學等等聞所未聞的“新知”也紛至遝來。
二、日本：複雜的生存體驗
然而，對於魯迅這樣的中國留學生來說，更重要的還不是新的“知識”，而是整個人生形式的改變所導致的自我觀念的改變。在過去，我們一般將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觀念更新認定為對於西方文化知識“學習”的結果，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漠視了文化創造這一精神現象的複雜性。因為，精神產品的創造歸根到底並不是知識的“移植”而是創造主體自我生命的體驗與表達，作為文化交流而輸入的異域知識固然可以給中國知識分子某種啟發，但卻並不能夠代替他們自我精神的內部發展。一種新的文化與文學現象最終能夠在我們的曆史中發生和發展，一定是因為它以某種方式進入了我們自己的“結構”，並受命於我們自己的滋生機製，換句話說，它已經就是我們從主體意識出發對自我傳統的某種創造性的調整。正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那樣：
文化經過中國近、現、當代知識分子的頭腦之後不是像經過傳送帶傳送過來的一堆煤一樣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他們也不是裝配工，隻是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裝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機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創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種人的創造物，中國近、現、當代文化的性質和作用不能僅僅從它的來源上予以確定，因而隻在中國固有文化傳統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的模式中無法對它自身的獨立性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這裏，我以為，值得我們加以重視的是另一個基本的精神現象一生存體驗。相對於靜態的知識輸入而言，一個人生存體驗的獲得更有其整體性、豐富性與複雜性，它最終決定著我們看待世界與人生的方法，隻有生存體驗的根本變化，才從一個更深的層次上引導了理性觀念的嬗變。
而且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留日學生的生存體驗，本身又是那樣的矛盾和複雜，這種複雜性為他們未來精神的生長提供了多種可能性。
異域的生存首先也得麵對最基本的生活習俗。20世紀初，留日中國學生中流傳著一冊《留學生自治要訓》，通過其中這些有趣的敘述，我們不難體會到一個古老民族的生活形式在現代文明社會裏所遭遇的挑戰：
——往來道路須靠左行。
——在路上遇見友人，不可揚聲呼喚，也不可久立路邊閑聊，稍作傾談，行過禮宜分手。
——不可隨地吐痰。
——不可隨地小便。
——前往參觀時，要認清出口、入口，不可大聲談話。
——進入陳列所時，不可隨便打聽價錢。
——電車滿座之時，應讓座與老人、小孩和婦女。
——室內要打掃幹淨。
——大小便要排在便器中。
——痰要吐在痰盂裏。
——就寢時要熄燈。
——他人書桌上的書籍或抽屜中的物件不可亂翻。
——同住者寫信時或溫習時，不要在旁打擾。
——夏天也不可赤身裸體。
——在室內應坐下，不可徘徊打轉。
——食物掉落在席上時，應該拾起放在廚房一角，
不能再放回口裏。
除了這些婆婆媽媽的生活習俗，在日本，一個異質民族的整體精神麵貌與個性氣質也會給我們固有的狀態以衝擊，以激勵。例如魯迅讚歎過日本民族的“認真”，鬱達夫對日本“刻苦精進”又“不喜鋪張，無傷大體”的“文化生活”頗多感觸，更多的留日青年學生都激賞過日本的“尚武”精神。
問題的複雜性還有第三個方麵。對於漂洋過海的中國學生來說，日本並不僅僅是一個寬容大度好客的主人，它同時也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文明競爭者，在世界民族發展的競技場上，並沒有永遠和藹可親的對手。伴隨著近代以來的日益強大，日本民族那種有意無意的優越感逐漸升騰，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分析說：“千多年來，日本在思想、文化、製度，以及衣、食、住等日常生活上，都深受中國影響。日本人因而對中國敬仰有加，直到德川時代（1600-1867）末年，崇尚中華文物的風尚依然熱烈。”“踏人明治時代（1868-1912），日本急劇地吸取西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關心漸趨淡漠，但對中國尚未采取輕視態度。不過，從明治初年起，日本步西洋列強後塵，開始在亞洲大陸蠢蠢欲動。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中，日本賭以國運，誠惶誠恐地悉力以赴，結果大獲全勝。從此，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為之一變。”這個時候，雖然也有一些民眾對中國人示好，以“酬往昔師導之恩義”，但從總體上講，“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都輕視中國，並侮辱中國人為‘清國奴’（chankoro）。”“從甲午戰爭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的五十年，是中日關係最惡劣的時代。”據說，1896年首批13名留學生抵日兩三個星期後就有4人歸國，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常常受到日本小孩“附尾纏繞，呼喊‘豬尾巴’之聲”。“日本當政者的國家優越感及其對中國的輕蔑態度，影響著一般的日本國民，使人人都懷著對中國和中國人輕蔑的態度。直到投降前，日本小孩嘲弄別人時，常常愛說：‘笨蛋笨蛋，你的老子是個支那人！’”可以說，日本在創造良好的求知環境的同時也給中國留學生造成了許多的生存的屈辱與壓力，“中國到日本的留學生，回國以後，對中國是成功的，對日本卻不成功。中國到英美的留學生回國以後，對中國是不成功的，而對英美是成功的。”當年的郭沫若就曾經形象地說：“我們在日本留學，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魯迅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求學的時候，也遭遇了一回“考試事件”：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隻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托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
我以為，正是這樣的屈辱體驗從根本上擊碎了中國人原有的“天朝”子民的感覺，讓他們清清楚楚地意識到在這個世界的確存在著不同的族群，而他們彼此之間並不都是友善的，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都已經被另外的一個族群作了“分類”，我們的命運也無可選擇地與我們自己的族群聯係在了一起，隻有將個體的發展與族群的生存溝通起來，我們才可能有一個新的未來。這其實就是我們常常說的“民族意識”，隻是，對於像魯迅這樣的留學生而言，“民族”與“民族意識”都不同於後來的政治說教，而是活生生的生存感悟。
民族這一“理念”的最早最自覺也最符合現代意義的表述就發生在留日中國人之中。1903年春，東京浙江同鄉會主辦的《浙江潮》創刊號上發表了《民族主義論》（署名“餘一”），這是較早反映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民族主義係統認識的文章。再向前追溯，我們可以知道，最早使用“民族”一詞的是梁啟超。1899年，梁啟超在他的《東籍月旦》中介紹日文著作《支那文明史》時，首次就使用了日文的詞語——民族。
日本時期的魯迅是一個真誠的民族主義者，“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豪情曾經是他“自題小像”時的自勉，排滿、革命、民族也是魯迅在日本著述的基本主題與關鍵語彙。1903年6月，在留學生拒俄運動的熱潮中，魯迅發表了反映斯巴達人英勇抗暴的《斯巴達之魂》，“便是借了異國士女的義勇來喚起中華垂死的國魂”。同年10月，在浙江留學生抗議腐敗官府出賣本省礦產的運動中，魯迅又發表了《中國地質略論》，大聲疾呼：“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險；可容外族之讚歎，不容外族之凱覦者也。”後來（1906年5月）又與顧琅合編出版了《中國礦產誌》，“羅列全國礦產之所在”，“以為後日開采之計，不致家藏貨寶為他人所攘奪，用心至深，積慮至切”，“深有裨於祖國”。
什麼是民族意識？就是你真正體會到了這樣的事實：個人的生存、尊嚴與情感已經別無選擇地定位在了一個群體當中。這個群體的整體存在可以直接影響到個人的命運，而個人之於這個群體的積極的貢獻完全可以最終體現為個人生存環境的改善。在這個意義上，“民族”與純粹作為政權意義的“國家”甚至也是有區別的。可惜，在現代中國社會，“民族”與“國家”這些概念都一再為統治階級所盜用，悲劇性地成為專製主義的工具，這正是魯迅作為一位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卻在30年代堅決批判“民族主義文學”的重要原因。
當然，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生存體驗也來自他們自身在日本的行為與誌趣。
在日本，中國留學生也獲得了一種掙脫了固有生活的束縛的“自由”。這裏的“生活”至少可以包括兩個方麵：倫理生活與政治生活。就前一方麵而言，日本崇尚自然的古老民俗與開放西化的近代趨向都導致了在生活觀念（尤其是兩性觀念）方麵有著某種的寬鬆與自由，這一點，顯然極大地衝擊了中國人“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傳統，留日學生向愷然的小說《留東外史》極力渲染在日本尋花問柳的放浪生活，在民國初年風行一時，顯然就是呼應了一代士子文人的異域體驗與異域想象。留日歸來半個世紀之後，作家賈植芳對此也頗多理解：“在國內時多半出身舊式家庭，精神受著傳統禮教的壓抑，個性處於委頓狀態；他們一到日本，除了每月的開銷多少要家裏補貼一些外，其他方麵都擺脫了日常的束縛，不再需要低眉順眼，裝出一副老實樣子去討長輩的喜歡，也不需要整天跟自己並不相愛的舊式妻子廝守在一起，甚至也沒有中國社會環境對年輕人的種種有形無形的壓迫。他們在新的生活環境裏自由地接受著來自全世界的各種新思想，慢慢地個性從沉睡中醒來，有了追求自身幸福的欲望。對年輕人來說，最現實的幸福莫過於戀愛自由，這在國內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