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掙脫禮教束縛的某些生活的“自由”，遠離故土專製統治的日本更給了血氣方剛的中國學人莫大的“政治自由”。從戊戌變法失敗開始，日本成了中國反政府流亡人士的聚集之所，成了醞釀中國革命活動的大本營。這裏有梁啟超這樣的流亡政治家，有孫中山這樣的職業革命家，反清排滿、與政府對抗是當時留學生的主流情緒。在日本，中國學人是一群“可怕”的叛逆。從留日學者梁啟超的《敬告留學生諸君》到留日學生李書城的《學生之競爭》，留日學界的刊物以及留日學生在國內刊物發表的文章中，隨處可見關於“留學生文化”的激情闡發，幾乎所有的留日青年知識分子都以“新中國之主人翁”、“一國最高最重之天職”自我期許，然而，他們又分明無法如許多英美留學生那樣潛心學業，篤信“非求學問之程度倍蓗於歐美日本人，不足以為用於中國”，集會、罷課、退學、肄業回國以至革命、暗殺之類倒似乎成為了他們留學生涯中層出不窮的大事，梁啟超提醒留學生注意培養“學校外之學問”，留學生也表示“勿為學問之奴隸”，劉師培專門為“留學生為叛逆”正過名，他的“正名”卻是公開標舉了“排滿”革命的正義性。
留日中國學者與學生的騷動不安與那些似乎“溫良恭儉”的學者般的英美留學生的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比留學英美的中國學生，賈植芳先生認為幾代留日學生（作家）的顯著特點就在於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態度的“激進”：“在五四初期，留日學生激進地主張批孔、批三綱五常，反對封建傳統，向往朦朧的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理想）；在二十年代以後，留日學生激進地提倡馬克思主義，提倡‘普羅文學’，反對國內國民黨的獨裁專製和白色恐怖，推動了左翼文學運動，這其中包括創造社的前後期主要人物，三十年代左聯以魯迅先生為首的主要領導幹部周揚、夏衍、田漢、胡風等人。他們在文學創作上，敢於大膽地暴露個性的真實，敢於發表驚世駭俗的言論，批評現狀無所顧忌。”這樣的“激進”生存姿態很容易讓我們想到魯迅所論及的“摩羅詩力”。當魯迅在日本滿懷激情地論述“摩羅”精神之時，我們分明地發現了魯迅叛逆性格的強大資源之所在。
所有這一切的“複雜”都使得像魯迅這樣敏感的作家可以從許多新的層麵上來重新思考和設計“人生”，跳脫傳統文化經典的種種思維限製，拋開固有生存語境的幹擾乃至故土的世俗關係的糾纏。人們完全能夠對中國“人”的欠缺以及未來的建構都提出自己自由的無拘無束的猜想，事實上，這也正是魯迅在日本的最大的成果，這一成果是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通達“五四”的重要基點。
三、立人：創造性的思考
今天的學術界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魯迅留日時期“立人”思想的重要價值。“立人”是通向“改造國民性”的基礎。
問題在於，對“國民性”和對於“人”的思考在當時並不限於魯迅一人，甚至也不始於魯迅，那麼，與之比較，魯迅還有無特色呢？
如前所述，在強烈的民族屈辱體驗當中，中國留日學人開始了對本民族的反思。梁啟超《新民說》首先提出了一個“國民性”的問題，“國民”、“自由”等概念也應運而生。以後，又有以日本為革命大本營的孫中山提出了“三民主義”，實際上也是在一個新的曆史層麵上設計中國人的生存發展問題。
但是梁啟超的啟蒙思想也好，孫中山的排滿革命也好，它們都有一個基本的傾向，即主要還是從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他們試圖“首先”從整體上解決中國的問題，認為隻有整體上解決了問題，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才談得上。“群”是一個使用率最高的關鍵詞，具有道德、政治與民族國家等多方麵的指向，合群救國才是新民說的根本目的。“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也就是說，梁啟超提出改造國民性還是為了國家、民族、社會的整體利益，而非個人的存在在發展。在梁啟超看來，“群”才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標誌。“人也者，善群之動物也。”“人而不群，禽獸奚擇？”他集中討論了“公德”、“私德”的問題，但卻賦予“公德”以更高的地位：“報群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為善人為惡人，而皆為群與國之蝥賊。”他鄭重其事地提出了人的自由問題，但卻明確表示：“自由雲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減。”孫中山的著名論斷也是：為了大眾的自由，革命者應該犧牲、放棄自己的自由。
從這個意義上看，以梁啟超、孫中山為代表的關於“中國人”未來的設計，都體現出了十分鮮明的國家主義立場。他們都是以國家的整體利益為最高目標，個人的人生幸福從屬於這一“偉大”的目標，國家整體目標的實現是個人幸福實現的絕對前提。
魯迅與他們有著很大的不同。
從總體上說，魯迅留日時期的思考是生發自他少年時代對於人性的悲劇性體驗。
魯迅對於民族問題的認識並不像當時一般的留日知識分子那樣的籠統和概括，他似乎更習慣於將民族的問題與普通個人的人生遭遇結合起來，從中留心人在具體生活環境中的狀態和表現。許壽裳的回憶告訴我們，在東京宏文學院念書的時候，魯迅與他一邊感歎中華民族的屈辱，一邊卻在反思：“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這種反思與當時梁啟超、章太炎等維新派、革命派人士從掃除國家政治障礙的角度批判國民性頗有不同。如果說遭遇了高層政治挫折的梁啟超決心解決民族的政治問題，出身於書香門第、自覺承襲漢民族國學傳統的章太炎關注的是中華民族在整體上的政治革命與文化複興，他們在當時影響了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那麼魯迅這位因家道中落而深味了“世人真麵目”的青年則主要關心一位普通中國人的基本的生存處境與生存原則。魯迅與許壽裳議論的最多的“理想的人性”不是“欲其國之安富尊榮”，而是作為人自身的生存原則：“當時我們覺得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的毛病。”“理想人性”的問題自然也屬於民族問題，但更準確地講卻應當屬於“民族性”生存中的人自身的問題。如果說前述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是在民族國家建設的層麵上開掘自己的“體驗”，那麼魯迅則是將他們那宏闊抽象的“國家”潛沉到了具體的人、具體的自我，用他在《文化偏至論》中的話來說就是“入於自識”，即返回到人的自我意識。
魯迅的立場是普通人的生存。
正是從這一立場出發，魯迅不再對自己的族群抱有無條件的認同，他總是冷靜地關注著身邊的人群，從未因為群體的裹挾而輕易放棄自己的人生態度，這幾乎貫穿了魯迅的整個留日時期。“他在遊學時期，養成了冷靜而又冷靜的頭腦，惟其愛國家愛民族的心愈熱烈，所以觀察的愈冷靜。”在一係列的社會活動與人際交往之中，他都在周遭的熱鬧中獨守了一份自我的寧靜，是寧靜給了他一雙特別的眼睛。在東京留學生熱烈的革命集會上，他一邊聽著吳稚暉的慷慨陳詞，一邊卻掩飾不住自己內心的某種失望：“講演固然不妨夾著笑罵，但無聊的打渾，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在日本的列車上，幾位新來的浙江同鄉因為相互讓座而忙得不亦樂乎，魯迅不僅對這樣的禮儀頗不以為然，而且還想得很深：“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裏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魯迅參加了“浙學會”，一度奉命回國暗殺滿清大員，對如此激進的革命行動，他還是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的保留態度。在魯迅看來，其他的中國留學生同學並不能僅僅因為他們的“同胞”身份就足以獲得必然的認同。
我以為，魯迅早期的六篇論文及其他文學創作，正是他在日本提煉自己獨特的“立人”思想的重要結晶，這些論文從最早的1903年《說鉑》（後來收入《集外集》）開始就體現了作者對於社會文化發展的獨特見識，到1908年最後的一篇文言論文《破惡聲論》，完全是在自我思想的不斷完善和充實當中建構起了一個關於中國文化建設的全新計劃，與梁啟超、孫中山的差異在於，魯迅為文化的建設設定了一個重要的前提，這就是“人”的自我建設，隻有“立人”之後，“沙聚之邦”才可能轉為“人國”。
今天，我們要想理解魯迅走向“五四”和走向中國現代文學的基點，就必須認真解讀這六篇文言論文：
《說鈤》（見《集外集》）
《人之曆史》（見《墳》）
《科學史教篇》（見《墳》）
《文化偏至論》（見《墳》）
《摩羅詩力說》（見《墳》）
《破惡聲論》（見《集外集拾遺補編》）
如果說知識分子所有的現實選擇都不過是超越自身苦難體驗的方式，那麼，我們卻應該看到，近現代之交的留日中國知識分子，其“痛感”是來自不同的層次。
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一代人，其“痛感”主要來自製度（體製）給予他們自我實現的打擊，所以他們更容易從民族整體危機出發來思考問題。其文化建設計劃主要是希望從整體製度上著手。當然他們也關心人的精神，但這一關心的前提是因為廣大的中國百姓並不理解他們的“先進文化”，他們開啟民智最終還是為了“貫徹”其整體的製度改革方案。
而魯迅來自“民間”，他的“痛感”就是個體生存的危機。在魯迅看來，中國的災難更直接地是由我們每一個具體的人來承受的。所謂的政治製度問題，所謂的民族壓迫問題，都通通呈現在了我們實際人生過程之中，滲透到了我們周遭的生活環境當中、人際關係之中，而且最終還是由中國人的“人性”來加以實施的——放大或者縮小，這裏更需要解決的是我們自身內部的精神結構問題。魯迅首先想要達到的目的就是對“人”自身的改造，而不是“輸入”什麼製度或者什麼“先進”的文化，或者說任何“文化”的輸入最終也還是為了重新喚起中國人的“人”的真誠，激活中國人自己的創造能力。
我以為，貫穿魯迅這六篇文言論文的總主題就是：探求人的精神建設與精神創造之可能。
《說鈤》、《人之曆史》與《科學史教篇》是三篇自然科學論文，但都不是嚴格的學術論文，而是帶有鮮明的通俗介紹性質。這說明，魯迅寫作的目的就不是為了與相關的學術界對話，也不是像洋務運動以來的那些科學救國論者一樣，竭力將科學的發現納入到實用主義的功利軌道上去，魯迅是站在一個普通中國人的立場上思考科學現象之於社會生活的啟示意義。於是，這三篇科學論文都具有“超學科”性質，即主要關心的不是相關的學科知識本身，而是科學發展背後的“精神”性因素。
在論文中，魯迅將科學的發展置之於人類精神發展的宏大背景上，提出一係列引發我們想象力、“突破”固有陳規的思路。看來，“突破”固有陳規才是魯迅真正感興趣的所在。《說鈤》是我國最早評述鐳的發現的論文之一，魯迅自己顯然就是為這一發現曆程中的進取精神與創造精神所感動、所啟發。“昔之學者曰：‘太陽而外，宇宙間殆無所有。’曆紀以來，翕然從之；懷疑之徒，竟不可得。乃不謂忽有一不可思議之原質，自發光熱，煌煌焉出現於世界，輝新世紀之曙光，破舊學者之迷夢。”“由是而關於物質之觀念，倏一震動，生大變象。最人涅伏，吐故納新，敗果既落，新葩欲吐。”《人之曆史》在介紹西方人類種族發生學這一基本主題之外，實際上為我們勾勒了一個宏大的生命進化乃至宇宙發生學的認識框架，也不時將西方科學史上的教訓與中國的現狀相互聯係（如所謂“中國抱殘守闕之輩，耳新聲而疾走”的情形）。
1908年魯迅發表了《科學史教篇》。在這篇關於自然科學發展史的簡述中，魯迅遠遠超越了自然科學的學科領域，他反複評述的其實是整個人類的精神現象史——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甚至宗教現象的相互運動的曆史及其不同的價值。值得注意的是，魯迅並沒有將“科學”作為至高無上的法則，他充分注意到了所有這些精神現象都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所謂：
人間教育諸科，每不即於中道，甲張則乙弛，乙盛則甲衰，迭代往來，無有紀極。
中世宗教暴起，壓抑科學，事或足以震驚，而社會精神，乃於此不無洗滌，熏染陶冶，亦胎嘉葩。二千年來，其色益顯，或為路德，或為克靈威爾，為彌耳敦，為華盛頓，為嘉來勒，後世瞻思其業，將孰謂之不偉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