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人生：一條的基本線索
《故事新編》是魯迅又一部重要的小說集。
從1922年到1935年，它的創作幾乎伴隨了魯迅的全部藝術實踐的過程。
如何在魯迅自身思想發展的線索上來理解《故事新編》，並由此說明它與《呐喊》、《彷徨》的差異，這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重要話題。《呐喊》、《彷徨》是現實人生的描述，而《故事新編》則講述了久遠曆史的“故事”，但卻並非是“原汁原味”的講述，魯迅且講且編，所以都是一些“新”編的“故”事。人們早就注意到，《呐喊》、《彷徨》包含著更加直逼現實的冷峻，而《故事新編》卻時常輕鬆地躍進曆史的遠景。在《故事新編》裏，魯迅那顆或寂寞或激憤的心似乎平靜了不少，同《呐喊》、《彷徨》比較，魯迅在這裏有意無意地回避著某些過分具有刺激性的現實感受。
我認為，應當繼續根據魯迅“我怎麼做起小說來”的著名解釋，將包括《故事新編》在內的全部魯迅小說視作“為人生”的係列成果，從“人生體驗”這一樸素的角度來捕捉魯迅流瀉在《故事新編》中的情感和思緒。也就是說，在魯迅暫時“脫離”現實躍進曆史的時候，他的現實人生經驗究竟是通過什麼方式呈現出來的，這樣的呈現對於我們認識後期魯迅的精神結構有什麼啟發，最終，在統一的“為人生”的角度上，《故事新編》與《呐喊》、《彷徨》的差別及聯係也有可能獲得較為具體的說明。
《故事新編》的創作曆時整整13年。從1922年到1935年，魯迅的情感世界經受了多少風霜雨雪，發生過多少波瀾曲折的變化。因此，它顯然缺少《呐喊》、《彷徨》那樣明顯的情感凝聚性，它是在一條分明存在的變動著的人生體驗的線索中，保持著別樣的內在統一與有機聯係。我認為，傳統研究中對《故事新編》的分組方式（即《補天》、《鑄劍》、《奔月》與《非攻》、《理水》及《采薇》、《出關》、《起死》各為一組）其實正好顯示了魯迅不同人生體驗的沉積過程，我們的解讀也就從這幾個漸次發展著的體驗入手。
二、《補天》、《鑄劍》與《奔月》
從《補天》、《鑄劍》到《奔月》，是魯迅“走向主觀”的曆程。《補天》、《鑄劍》與《奔月》基本上與魯迅的《呐喊》、《彷徨》同期，因而引人矚目的當然是這三篇小說所洋溢的主觀色彩與理想色彩。女媧再造宇宙，她那“精力洋溢”的臂膀攪動乾坤，讓天空也“化為神異的肉紅”，這是魯迅理想中樹立起的一位氣衝霄漢的創造英雄，眉間尺、黑色人那驚人的驍勇與果敢，那痛快異常的複仇雪恥，都呈現出一種濃重的超現實主義格調，至於張弓射日、氣貫長虹的英雄夷羿，自然也閃爍著浪漫主義的奇光異彩。
《呐喊》、《彷徨》當然也具有主觀抒情色彩，這些主觀抒情色彩也同樣“外化在具有現代社會意識的首先覺醒的知識分子人物形象身上”，但是，這些主觀抒情卻是嚴格局限在小說中構造的嚴肅的現實性格局之中，幾乎都沒有升騰出比較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狂人”的理想色彩最濃，但《狂人日記》恰恰是一篇象征主義色彩濃鬱的作品，這又反過來否定了作品的“理想性”。創作《呐喊》、《彷徨》的魯迅，首先是一個相當清醒的現實關注者，各種苦楚而真切的現實性體驗緊緊地糾纏著他的靈魂，他無意做出更多的超越於現實人生的主觀幻想，因為，在中國“瞞和騙”的大澤中，這樣的幻想如果太多了，恐怕又會變為一種自我撫慰的精神鴉片。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我感到，《呐喊》後期出現了氣勢恢宏的《補天》，這正是魯迅在這種現實窘境中的心理補償。女媧，這位頂天立地的宇宙巨人、人類始祖，自由自在地往返於天地之間，隨心所欲地實行著自己的意誌。她，完全掙脫了現實世界的束縛和困擾，叫人激動不已。魯迅很早就注意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說，在後來的《肥皂》、《高老夫子》等文中也運用了這種心理分析法。但總的說來，魯迅對弗氏用性來解釋一切創造活動始終保持審慎、理智的態度，在對文學創作的心理發動問題上，他更願意接受融入了精神分析說但內涵更加寬廣的“生命壓抑說”，為此他還特地翻譯了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然而，在《補天》的創作中，魯迅卻又大膽地用純粹“性的發動”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緣起”，這樣的對固有理性框架的掙脫得積蓄起多大的激情和勇力呢？
在女媧驚心動魄、無所顧忌的創造中，在黑色人、眉間尺決絕的複仇雪恥中，在夷羿如電似火式的彎弓射月中，魯迅從現實人生的困境中獲得了那麼短暫但卻無比痛快的超脫！
但魯迅終於還是不能脫離現實進入純精神的理想境界。無拘無束、自由創造的女媧在《補天》中僅僅活動了三分之一強的篇幅，那大部分的鏡頭還是留給了那些愚弱的不肖子孫，而女媧也不得不一再陷入他們的無聊糾纏當中。很明顯，魯迅的感情到這裏又重新跌回了現實的網絡中，無數現實人生的困擾再一次侵入到作者那激動人心的理想世界。——從現實升騰出一個超越的願望，一道求得短暫解脫的理想主義的光芒，但種種的現實體驗卻又難以蟄伏在這些幻景之內，並最終衝決而出，再次擊碎了那輪美麗的光環。這一起一伏的情緒走向已經足以見出魯迅那飽經創傷的、動蕩不寧的心靈世界。
《補天》中的女媧畢竟還洋溢著比較多的超越於現實的自由與強勁，體現著《呐喊》時期的魯迅相對光亮的心境；而《鑄劍》中的黑色人、眉間尺則是沉沉地陷入了現實苦悶的泥淖當中（盡管魯迅把他們的複仇也上升到一種理想境界）。黑色人概括得好：“我的魂靈上是有這麼多的，人我所加的傷，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這樣，複仇英雄除了應付無數愚人的圍攻和糾纏以外，又悲壯性地滲透著一種自虐自殘乃至自毀的性質。
這正是魯迅自身的真切體驗。魯迅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麵地解剖我自己”。就在創作《鑄劍》的兩年前，他還說：“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裏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自我解剖、自我思索似乎也並不都是這樣的“現實主義”。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究其實質恐怕也是一種絕無僅有的自我人性探索，探索揭開了人性自身那道欲念翻騰的宇宙內海，在人欲的深淵麵前，現代西方人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生存還是毀滅”這類古老的難題讓人雙眉深鎖、默默無語，由此給文學創作抹上了一層濃重的鉛灰色；無獨有偶，“重壓之感”也是魯迅小說的顯著情緒特征。盡管如此，這兩者在意識本體上仍有著實質性的分歧。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所表述的那種自我的矛盾、困惑、虛弱、無聊主要不是來源於現實生活的直接投射，不是現實生活自身矛盾困惑的積澱，而是在新時代的新生活中激發出的更加強烈的生命欲望和同時意識到自身生命局限而產生的反差強烈的懊惱與沮喪。但魯迅小說則不然。這是一個充斥了無數生活煩惱的“現實”的時代。如果說，現代西方人的痛苦是自內而外的，那麼魯迅的痛苦就是自外而內的。黑色人的這種自嘲乃至自虐自毀，也主要不是對自我人性某種本質的發現。黑色人的“自棄”可以歸結出兩個原因：首先，自毀、死是對現實苦難的一種最徹底的解脫。這如魯迅所說：“我很憎惡我自己，因為有若幹人，或則願我有錢，有名，有勢，或願我隕滅，死亡，而我偏偏無錢無名無勢，又不滅不亡，對於各方麵，都無以報答盛意，年紀已經如此，恐將遂以如此終。”後來的1936年，魯迅在病魔的攻擊下，甚至還說過：“我以為要死了，倒也坦然……”其次，自我毀滅也是對現實人生的一記報複，因為“我”的“毒氣和鬼氣”恰恰是現實社會長期浸潤的產物。
所以說，魯迅的自嘲、自我解剖也仍然具有“現實主義”的諸多特征，本質上仍是自外而內的現實人生體驗的一部分。歸根結底，這樣的痛苦也是一個先驅英雄與不和諧的世界、一個有新的人生觀念的孤獨的現代人與古老中國的腐朽而強大的關係網絡的矛盾對立。在混沌中誕生的人類始祖終於陷入了無數不肖子孫的無聊糾纏，黑色人、眉間尺更是深受來自上下兩個層次的人們的欺淩與迫害。魯迅是那麼的熱愛生命、熱愛人生，但在這樣的現實境遇中，他那執著而強烈的愛也必然帶著冷峻與警戒，帶著時刻準備奮起自衛的利劍。“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妒在那裏霸著；/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如果說，《補天》、《鑄劍》的人生體驗主要還是比較概括地投向人與客觀世界的關係鏈條上，那麼，《奔月》的體驗則來自於一個比較具體的方麵：“我”與“我”的友人、愛人。在這裏，魯迅得到的感觸是更加深沉的痛楚。
企圖致羿於死地的恰恰就是他所信任、青睞的逢蒙，那曾畢恭畢敬的弟子。這既是魯迅親曆中“高長虹事件”的直接投射，同時也具有一種更高更廣泛的人生概括性。魯迅常常述說那些“戰友”、“同道”的冷箭與暗算：
我其實還敢站在前線上，但發見當麵稱為“同道”的暗中將我作傀儡或從背後槍擊我，卻比被敵人所傷更其悲哀。（《兩地書·七一》）
對麵是“吾師”和“先生”，背後是毒藥和暗箭，領教了已經不隻兩三次了。（《華蓋集續編·海上通信》）
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為防不勝防。（《書信·致楊霽雲341218》）
我們常常讚譽魯迅為國家、為民族的那種自我犧牲精神，那種“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無私奉獻，但卻往往沒有意識到，在一個缺乏真正的理解、真誠的感情，時刻伺機“人吃人”的古老社會中，這樣的犧牲、這樣的奉獻對魯迅自己又意味著什麼？當羿為民除卻禍害、贏來天下太平的時候卻遭來老太婆的一頓臭罵，當羿把一身武藝都無私地傳給弟子逢蒙卻也教會了那直中自己咽喉的一箭，這又是何等心酸的現實呢？在談到自己的這一人生體驗時，魯迅沉痛以至於憤怒了：“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而現在呢，人們笑我瘦弱了，連飲過我的血的人，也來嘲笑我的瘦弱了。”但魯迅最切膚的痛楚恐怕還不僅於此。在中國所有的人倫關係中，最具有實質性意義也最讓人珍視的還是家庭、是親人。“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家，是所有中國人最大的避風港，最後的歸宿地。有時候，一切社會活動中的苦水似乎都可以吞下，隻要還有家！《奔月》中的羿沒有因老婆子的無賴而出離憤怒，也沒有因弟子的背叛而頹喪消沉，這都因為他還有個溫暖的家，有個嬌妻嫦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