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這是魯迅對小品散文的重要意見，在前文中，我們曾用它來說明魯迅散文《朝花夕拾》，如果說《朝花夕拾》是魯迅所主張的積極的“休息”，那麼他的整個雜文創作就可以說“是匕首，是投槍”了。
魯迅最早的雜文發表在1918年9月《新青年》5卷3號的“隨感錄”專欄，署名唐俟，1936年10月17日逝世前二日作絕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中自我總結：“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裏的最末一篇止，共曆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可以說，雜文伴隨了魯迅的一生，或者說，作為文學家的魯迅的一生就是“雜文的一生”。對魯迅的理解和認識，必須密切聯係他的雜文創作。
一、從文明批評到體製反抗
以“隨感錄”命名的最早的魯迅雜文，本來是新文化思潮的有機組成部分。“隨感錄”並非魯迅別具匠心的個人命題，而是《新青年》總體策劃的一部分，最早的“隨感錄”出現在1918年4月《新青年》4卷4號上，共七篇，由陳獨秀、陶履恭、劉半農分別撰寫。這些“隨感”，直到1919年5月6卷5號第五十六篇重新命名《來了》以前，均沒有另外命名，一律以統一的編號代替，作者署名也不像其他長篇大論般赫然置於篇首，而是附綴於篇末的括弧之中。這都體現了《新青年》當時的總體辦刊意圖和對於這類雜感的初步定位。這一類作品，往往針對具體的社會世態，有感而發，既短小精悍又潑辣犀利，亦莊亦諧，亦文亦白，似乎最能承擔新文化推行中那些廣泛而複雜的“社會啟蒙任務”，大約正好符合了《新青年》編者最初的集中同人力量開展同一方向工作的思路。“隨感錄”的啟蒙任務本來就是他們眾多同人的“集體”工程，代表了《新青年》係列計劃的一部分，因此完全可以用統一的編號標注之。
魯迅的雜感是以《新青年》係統工程一部分的身份出現在新文學史上的，這也清晰地表明了魯迅這一文體的寫作在一開始就從屬於現代中國思想啟蒙的潮流，至少在20世紀20年代前期，以《新青年》“隨感錄”為代表的思想啟蒙主要是集中於對中國社會的“文明批評”，自然，這也理所當然地成了魯迅的雜文的重要內容。魯迅說：“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亂，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麵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
但魯迅終於在群體性的“隨感錄”陣營中脫穎而出了，《新青年》“隨感錄”一改舊例，換以獨立的命名，正是從魯迅的《來了》開始的，這在一定的程度上說明魯迅雜文成熟的程度足以以更加個人化的方式存在了，同時也表明《新青年》內部整體的思想與文學的個性化色彩的加強。當然，一個在思想上各自獨立的思想群體的進一步發展也許就是彼此分歧的出現，這是曆史變遷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像魯迅這樣的作家不斷提煉人生體驗，磨礪自我思想，走向更加獨立的思想追求的必然要求。在最初，魯迅對於“雜文”、“雜感”這一文體的評價頗為審慎和低調，下麵這些話大約可以見出魯迅這樣的心態：
1925年11月，魯迅在《熱風·題記》中說：
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為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
1925年12月，在《華蓋集·題記》中，魯迅說：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
1926年10月，魯迅在《華蓋集續編·小引》中說：
這裏麵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的奧義和人生的真諦。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它怎樣淺薄，怎樣偏激，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說得自誇一點，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那時無非借此來釋憤抒情，現在更不想和誰去搶奪所謂公理或正義。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麵上撥它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卻毫無什麼大舉。名副其實，“雜感”而已。
1926年11月，在《寫在〈墳〉後麵》一文中，魯迅說：
記得先已說過：這不過是我的生活中的一點陳跡。如果我的過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麼，也就可以說，我也曾工作過了。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不過我曾經嚐得，失望無論大小，是一種苦味，所以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隻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卻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點筆墨，給多嚐些孤獨的悲哀呢？
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這樣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這樣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終於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麼。比方作土工的罷，做著做著，而不明白是在築台呢還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築台，也無非要將自己從那上麵跌下來或者顯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當然不過是埋掉自己。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1927年的《三閑集·怎麼寫》表示：
有時有一點雜感，仔細一看，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麼潔白的紙張，便廢然而止了。好的又沒有。我的頭裏是如此地荒蕪，淺陋，空虛。
然而，就是在以上這樣審慎和低調的同時，魯迅也不時流露出一種敝帚自珍式的倔強，這或許就是來自內心深處的自信。關於《墳》，他同時又表示：
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隻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麵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還有願使偏愛我的文字的主顧得到一點喜歡；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
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關於《華蓋集》，魯迅說，雖然雜文反映了他“靈魂的荒涼和粗糙”。
但是我並不懼怕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
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麵包之有趣。
到後來，在魯迅近於自我調侃的語氣中也包含了越來越多的倔強、固執與堅定。1935年12月，在《且介亭雜文》的《序言》裏，魯迅回溯曆史，用整整一大段的篇幅為“雜文”正名：
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隻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於是成了“雜”。分類有益於揣摩文章，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在是多麼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雜文不僅從來就是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更關乎當代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寫到這裏，魯迅顯然是激情澎湃了！
顯然，魯迅已經越來越多地認同和欣賞著這一“縱意而談”的文體，並且不斷將自己最豐富最生動最敏捷的思考寄寓其中，30年代初出版的幾本雜文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幹脆以他人對自己的攻擊作為書名，顯示了魯迅此時此刻對自身文字力量的充分的信心。1933年10月結集出版的《偽自由書》，將文中涉及到的論爭材料，“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後，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麼關係”。1934年12月結集出版的《準風月談》、1936年6月出版的《花邊文學》都“將刊登時被刪改的文字大概補上去了，而且旁加黑點，以清眉目”。1937年出版的《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也做了類似的處理。魯迅自述說：“即此寫了下來的幾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後記》來補敘些因此而生的糾紛，同時也照見了時事，格局雖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麼？而現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視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尊臉來，看看暗中，寫它幾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雜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夠生存，雖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惡，但又在圍剿中更加生長起來了。”雜文，到這個時候，已經成了魯迅挑戰現存製度、捍衛社會權利的得心應手的工具。
20年代前期的魯迅雜文主要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參與“五四”啟蒙，從事“文明批評”的事業的一部分。這在魯迅那裏有相當自覺的認識。他說：“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況實在不佳，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尚有人。最缺乏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而“猛烈的攻擊，隻宜用散文，如‘雜感’之類。”應該說，在當時普遍的思想啟蒙活動中，是魯迅最好地發揮了雜文這一新生文體的優長。結合同一時期魯迅的其他文學創作如《呐喊》、《彷徨》、《野草》與《故事新編》等等，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檢驗魯迅關於中國文明的豐富思考，在這一時期，魯迅雜文思考的明晰完全可以作為我們進一步理解他其他文學文體的佐證。正如茅盾在《魯迅論》中所說：“在他的創作小說裏有反麵的解釋，在他的雜感和雜文裏就有正麵的說明。但讀了魯迅的創作小說，未必能夠完全明白小說的意義。”“雜感能幫助你更加明白小說的意義。”
在20年代後期，魯迅對人生社會的認識和對自我的設定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些變化從一個方麵講仍然是他沿著固有的“為人生”的思路前行的結果，從另一個方麵看，也包含了魯迅對於新的曆史境域的新思考與新抉擇，我們也有必要解讀魯迅“最後十年”的這些新的人生體驗。這些體驗是我們繼續追蹤魯迅雜文發展的基礎。
如果說，20年代前期的魯迅是自覺承擔了“文明批評”的使命，那麼，20年代後期的魯迅則選擇了與現實體製進行更加分明的對抗。
這一對抗是在社會的幾個層麵上同時展開的。
首先是政治製度層麵上的對抗。
在20年代後期魯迅的經曆中，1927年與1928年是十分重要的年份。這兩年的風風雨雨繼續給魯迅一係列入生經驗，迫使他選擇了走向生命最後十年的道路，也因此開始承受了這一條道路上的更大的艱難。1927年，魯迅被迫南下之後投奔了“革命”大本營廣州，卻又最終絕望而去，這對他最後十年的選擇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北京，魯迅絕望於北洋軍閥政府，但應當說，此時此刻的國民黨在他的心目當中還是“革命”的，因為“革命”，它也就代表了中國未來的希望。1926年的“雙十”國慶，尚在廈門大學任教的魯迅，致信許廣平說：“聽說廈門市上今天也很熱鬧，商民都自動的掛旗結彩慶賀，不像北京那樣，聽警察吩咐之後，才掛出一張汙穢的五色旗來。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實是‘國民黨的’的，並不怎麼老舊。”在這樣的描述中，“國民黨”顯然還是一個“先進”和“革命”的名詞。
但是，“四·一二”事件發生了，它徹底打碎了魯迅先前的幻想。
對於“三·一八”事件，魯迅的用語是“出離憤怒”，對於“四·一二”，則稱自己“被血嚇得目瞪口呆”。“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言語之中，透出了魯迅始料未及的震驚。這不是說他對中國政治家有什麼美好的想像，而是在一夜之間猛然發現，中國政治的黑暗的確遠遠超過了他這位“慣於長夜”的人的想像。畢竟當時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合作夥伴，畢竟陳獨秀還對國民黨有寬容、忍讓的態度，畢竟中國的新政權本身並沒有鞏固。顯然，中國政治家冠冕堂皇的政治信仰並不能掩飾其爭權奪利的個人欲望！中國已經進入現代文明的世界了，而國民黨領袖又多是接受過西方民主教育的政治家，然而，在權力爭奪的關鍵時刻，其殘酷無情的程度絕不亞於任何一個封建帝王，曆史在這裏並沒有什麼“進化”！魯迅在《南腔北調集·偶成》裏說：“奴隸們受慣了‘酷刑’的教育，他隻知道對人應該用酷刑。”“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他隻知道人們無異於豬狗。”
魯迅絕望於中國現代的這些所謂“革命”的政治家，同時，也對當時為所謂“革命”政府服務的中國人（包括中國青年）十分失望。
魯迅在《三閑集·序言》裏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隻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裏也說：“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出戲的收場。”當他看見廣州街頭高舉旗子去搜捕共產黨的所謂“工人糾察隊”時，氣憤不已：“真是無恥之徒！直到昨天還高喊共產主義萬歲，今天就到處去搜索共產主義係統的工人了。”
“四·一二”發生了，也就意味著這一政權的合法性不再存在。“四·一二”事變是魯迅成為現實政權“不合作者”的開始。
1927年以後的魯迅，是行動的魯迅。也就是說，殘酷的現實已經告訴他，僅僅是“彷徨”於個人的感受並不能最後解決問題，現實的活的人生需要他用“行動”來爭取最基本的生存。“行動”就意味著從對世界與人生的冷峻的“觀照”轉為主動的撞擊和投入，不僅要洞察世界的荒謬，還需要出擊與搏鬥，需要他以自己的方式主動“尋找敵人”。他對於那些高呼“革命”口號的專製主義政治抱有更加敏銳的直覺和更高的警戒，他不願充當任何一個政治派別的集團作戰的工具，他要繼續按照自己的理解來確定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他要靠自己選擇對手來掃蕩人生道路上的阻礙。在這時，魯迅的生命活動與文學活動始終保持一以貫之的個體獨立性，講“單打”，靠“獨鬥”（魯迅曾經諷刺中國人隻有“合群的自大”），他的武器也不是群體作戰的大炮與大旗，不過就是自己手中的“匕首”與“投槍”。
今天，有一種評論認為魯迅將文學“墮落”為匕首與投槍，失去了文學性。問題在幹什麼是“文學”，文學不就是一種人生的極具個體性的話語形式麼？其實，“單打”、“獨鬥”所依靠的匕首與投槍恰恰與文學的個體化存在方式相一致，而我們今天更多的所謂“文學”不過是唱響了一個時代主潮所容許的甚至是模式化的東西，更像是沒有個性的大炮與大旗，但魯迅從來就不從屬於這樣的時代主潮，他使用的不過是自己手製的匕首與投槍。“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於是，便有了匕首與投槍，這是魯迅在這個“地方”的生存方式，也是他在這個“時代”的話語方式。為了現代的人生，魯迅選擇了這樣的話語，這樣充分展示人生當下感悟的話語，難道它不就是從內心生長起來的真正的文學嗎？
其次是與整個學院派知識分子階層的對抗。
1927年以後，魯迅完全告別了“學院”，實現了從學院派知識分子到社會派知識分子的自我轉換，從而在更大的層麵上表達了與“體製之內”的學院派知識分子階層的對抗。
進入近代以後，中國文化的轉型體現在了知識分子身份的變化上。傳統知識分子是官僚體製人才儲備的一部分。隨著科舉製度的廢除，知識分子作為官僚體製人才選拔對象的單一功能得以改變。與此同時，現代意義的學院的出現卻給了他們一個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政治管理結構之外，中國知識分子終於找到了一處屬於自己的獨立空間，對知識的探求與建設終於可以成為他們自己的事業了。所以近現代許多知識分子都有過在學院任教的經曆——這或多或少也成為了中國知識分子一種無意識中的身份認同。魯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之時，也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兼職，除了生活原因，我以為也與中國知識分子這一新的自我定義有關。
但是，中國現代的學院派知識分子卻有他值得注意的特點。
其一，由於民間資本力量的薄弱，現代意義的中國教育一開始就屬於國家事業的一部分，從晚清“同文館”到“京師大學堂”，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的絕大多數著名高校都屬於“官辦”。中國現代教育的本質是國家主義的。這直接影響到了教育的理念與教育的管理模式，也影響到了學院之中的知識分子的心態。中國教育的國家主義性質決定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與政府當局必然保持著密切的關係，而這種關係顯然更重於他們與國民的關係。中國學院派知識分子這一曆史特征使之與西方學院派知識分子大相徑庭，也很難生長出如西方知識分子那樣的獨立批評的精神。在這些知識分子當中，一種遠離“知識目標”的新自我異化方式正在形成。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就在於中國知識分子經過長期本土文化傳統熏染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依附心態。如果說，依附於現代國家政權、遠離“知識目標”的自我異化還處於“正在形成”之中，因為在1949年以前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政權的實際分割狀態依然給中國大學的獨立提供了一些機會，如在“五四”運動中，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本身是國民黨元老，頗有政治威望，他與北洋政府並不一致，完全可以站在政府的對立麵；那麼，來自本土文化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理念”卻也從另外的方麵消解著中國知識分子本應具有的社會批判能力：同傳統士大夫一樣，他們依然在無意識中以人倫等級關係看待他與廣大國民的關係。
中國知識分子素有以讀書為“苦”的種種妙喻，其實這“苦”的根本就在於我們從來就沒有找到以知識為“快樂”的理由，在傳統的人生觀念當中，總是將知識的增長作為“出人頭地”的手段，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裏絲毫也沒有涉及知識本身的“快樂”體驗。
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一旦擁有某一地位，會十分看重自己“來之不易”的地位。他們成功的喜悅往往不是來自知識的獲取，自我的滿足，而是“我”已經成為了“人上人”，於是，“我”自然就與一般的國民有了明顯的等級差異，輕視勞動者與一般大眾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是這樣的思維，恰恰進一步把中國知識分子拉“進”了政府體製而遠離了社會真實——這恰恰走到了知識分子本質的對立麵。
中國學院派知識分子的現實姿態與魯迅對於知識分子身份的理解由此而發生了很大的分歧。因為魯迅發現，他們總是在“公正”、“理性”中站到政府當局的一邊，從女師大事件到“三一八”慘案，《現代評論》派的表現就是這樣。而且，更可悲的還在於他們的善變，隻要“形勢”需要，他們可以由依附北洋政府很快轉向反對北洋政府的國民黨。魯迅描述說：
段執政有衛兵，“孤桐先生”秉政，開槍打敗了請願的學生，勝矣。於是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們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執政退隱，“孤桐先生”“下野”之後，——嗚呼，公理亦從而零落矣。那裏去了呢？槍炮戰勝了投壺，阿！有了，在南邊了。於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於是乎“正人君子”們又和久違的“公理”相見了。
“學者”、“教授”、“正人君子”在魯迅那裏總是充滿諷刺意味。魯迅說得好：
知識和強有力是衝突的，不一能並立的；強有力不許人民有自由思想。
然而知識階級將怎麼樣呢？還是在指揮刀下聽令行動，還是發表傾向民眾的思想呢？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
不過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的本身——心身方麵總是苦痛的。
在廈門，在廣州，魯迅度過了一生中最為專心致誌的“學院”歲月，但這樣的歲月也實在短暫得可以：1926年7月28日他正式接受廈門大學聘任，9月初到達廈門，12月31日即辭職；1927年1月18日到達中大，4月即提出辭職，6月正式辭職。而且，在這樣的選擇之初，他本來就不打算在學院久住。“臨去之前，魯迅曾經考慮過：教書的事，絕不可以作為終身事業來看待，因為社會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壓力，作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則可，永遠長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決定：一麵教書，一麵靜靜地工作，準備下一步的行動，為另一個戰役作更好的準備，也許較為得計吧。”在多篇文章中，魯迅也傾訴過他所體會到的作家與學者（教授）的身份的“錯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