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名利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古來少有人能夠臻至。陶淵明在40歲的時候，才“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從此歸園田居；陸放翁在晚年的時候，才意識到“看盡人間興廢事，不曾富貴不曾窮！”這些人雖然很晚才看破名利，走出名利的陷阱，但起碼最終還是看破了。而我們這些在紅塵俗世中打滾的人，卻始終難以看破，被名利束縛一生。
名利之於人來說，是一個終極目標。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不是為了求名，就是為了求利，否則就沒有生存的意義。於是，他們從具備向名利發起衝擊的那一天起，就開始了自己的行動。直至自己最終喪失爭取名利的能力。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求名求利都是無可厚非的，它是人生的一種動力，能夠促使我們為之付出努力，並取得成就。但是如果我們的一生都被名利所束縛，那麼必然會在追求名利的過程中失去自我。古人曰：“求名之心過盛必作偽，利欲之心過剩則偏執。”所以，我們必須克製自己追求名利的欲望，保持知足常樂的心境，當我們功成名就之後，就該功成身退。隻有這樣，才能避免墮入自挖的墳墓之中。
漢代的張良就是一個懂得明哲保身的人。張良是劉邦最重要的謀臣。劉邦依靠他的計謀攻城略地，一次又一次地死裏逃生。劉邦對張良待之以師禮。然而功成之後，張良卻主動請辭，離開了鬥爭激烈的權力中心。
開國之後，劉邦給他的封賞是“齊地任選三萬戶”，深知劉邦個性的張良固辭不受，而是向劉邦討要了一個“留侯”的封號（“留”今江蘇省沛縣東南的一座小城）算是處於半退隱的狀態。張良假托神道，不再參與政事，在劉邦清除異姓王的過程中，他也沒有參與。這樣一個人對劉邦來說是沒有威脅的，因而張良得以善終。
朱元璋的心腹軍師劉伯溫是明朝的開國功臣，他不僅有張良的才能，也有張良的智慧，在幫助朱元璋打下江山之後，他就萌生了退意。當時，朱元璋大封功臣，很多和他一起的功臣，甚至是沒有他功勞大的人都封了公爵，但劉伯溫沒有接受公爵，隻領了一個誠意伯的爵位，這是在明朝的開國功臣中僅有的一個。
當時，劉伯溫疾惡如仇，深知自己得罪了很多人，而朱元璋也不是一個可以共富貴的人。於是，在洪武四年，他向朱元璋提出了辭職，而朱元璋也欣然應允。從此，劉伯溫過上了隱居的生活。但是劉伯溫的名頭實在太大，在民間的影響力也大，朱元璋還是對他不放心，而此時在朝中的那些與他有隙的人也趁機攻擊他。劉伯溫為了打消朱元璋的疑慮，搬到了南京來住。雖然劉伯溫晚年一直是在驚慮中度過的，但是相比那些富貴一時，不肯退下來的功臣們，他的結局算是最好的。
當一個人的名利之心膨脹到難以壓製的時候，就是其被名利所反噬的時候。無論我們當初是為了什麼而做了那些成就功名利祿的事情，一旦我們已經取得了功名利祿，就是應該退出的時候了。這是做人的一種智慧。自古以來，無論是文臣還是武將，他們大多數在一開始出來的時候都是秉承著濟世救民的胸懷而出來的，然而當理想實現，目的達到之後，卻被名利蒙住雙眼，難以抽身而退。
功成身退不失為明哲保身的好辦法，既然是為了理想而出，理想既已實現又何必還要堅持著呢，主動退下來，反而能夠頤養天年，得以善終。
淡泊，是一種寵辱不驚的淡然與豁達，是一種曆經塵世間諸多磨難和變遷後的成熟與從容，也是大徹大悟的寧靜心態。淡泊名利並非不追求名利，而是能在名利中遊刃有餘，順勢取得名利，並及時從名利中抽身。隻有這樣，我們的一生才不會被名利牽絆，身在紅塵裏飄搖，心在詩意地棲居，擁有一個灑脫的人生。
人生在世，生命短暫，名利對於我們來說就是過眼雲煙，根本不用為功名利祿而煞費苦心。隻有做到淡泊名利，才能從功名利祿交織的塵世中超脫出來，認清生命的本質，從而掌握人生的禪機，遊刃於變幻莫測的人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