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中國人對洋人之名之物的記憶，仿佛限定在三個字之內，如斯大林、康拜因、克林頓、三明治與撒切爾。漢語發音以單音節為據，而外邦的人名事名在漢字中是不可理喻的，隻表音。拿破侖實際上什麼也沒拿。譯名超過了三個字之後，就不容易記憶，吾國蒙書最著名的也是《三字經》，而非《七字經》。“苟不教，性乃遷”等等。
有人表示，外國文藝書所以難讀，主要是人名記不住。比如《簡·愛》中之“羅徹斯特”，普通讀者在交流讀後感時，說“羅什麼”。《複活》中，便是“那個女的和聶赫什麼”，女的是瑪絲羅娃。因此，外國大師寫作時，倘若真想為中國讀者接受，人名地名盡可精短，如魯迅筆下之“未莊”與“小D”。
當然我這裏說的是普通讀者，即工農大眾。對錢鍾書這樣的大師來說，書中人物名盡如“陀斯妥耶夫斯基”，也似清風過耳。但我以為，名字長一些總有內涵無窮的感覺，比如你向一位貴賓介紹另一位貴賓時，將手一攤，莊重地說“帕巴拉·格列朗傑”，餘音嫋嫋，份量十足。我姑姥爺一生無所作為，但其名諱為“羅布桑尼瑪德力格爾倉”，簡直峰回路轉，假如這不是名字，而是存折上的位數，那可是億萬富翁了，比肩於王家慶、李嘉誠、包玉剛。但我姑姥爺是一位普通的蒙古牧人，已經去世了，很窮。其名諱全是藏語，這是廟上喇嘛所賜，意思不外吉祥什麼的。安息吧，尊敬的羅布桑尼瑪德力格爾倉老人家。
吾國吾民敬服的外國領袖，名諱簡潔易記，除了前麵說過的斯大林外，馬克思與恩格斯亦好記，列寧更好記。其名比烏裏揚諾夫更宜中國大眾。倘若你說“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就有些為難翻身的貧農和八路軍戰士了。我在農村當知識青年時，曾司“理論輔導員”之職，朗讀原著時，我盡可能選書名鮮明的，如《共產黨宣言》，又如《反杜林論》，而不在農村夜校念誦《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何謂《反杜林論》？杜林的觀點是錯誤的，是需要反對的，鄉親們一聽就懂了。
普通的中國人對外國人名物名解讀的進步，發生在今天。譬如有許多並無文化（無法寫一封信）的國人能夠熟練地說“凱迪拉克”，這是對三言譯名的突破。又如“皮爾·卡丹”（也有人誤讀卡爾·皮丹）、“阿迪達斯”，等等。當年，我能以記住《詩經》之“蒹葭蒼蒼，白露未霜”而得意過，其實不然。如今普通大眾亦熟知“凱迪拉克”了。
你必須說，凱迪拉克還是很了不起，這麼複雜（在漢語中並無意義的名字）竟美名遠播了，社會的確在進步。我所供職的單位一下買了五台“凱迪拉克”，大夥在閑談時，其稱謂由“凱什麼”到“凱迪什麼”，終於純熟念出“凱迪拉克”。倘若有那麼一天，庸眾流利說出“羅爾斯一羅伊斯”這樣豪華車的名稱時，社會各方麵的進步都加快了。
這種變化類似由“三字經”到“千字文”的遞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