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浮宮裏的作品強烈地吸引著徐悲鴻。他徜徉在寬大的展廳裏，置身於濃烈的藝術氛圍中，不禁問自己：“為什麼外國人能畫出來，我們中國人就畫不出來呢？是我們比他們笨嗎？不！中國人是有智慧的，是勤勞的，中國的文化要比歐洲的文化早很多。隻要我們努力，肯學習，敢於奮鬥，我們中國人也一定能創作出讓世界震驚的名作來！”
徐悲鴻臨摹一張名畫，總要為自己製定一個奮鬥目標。他在臨摹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時，一邊畫一邊說：“五年內，不，我要在四年內趕上它！”臨完後，他在畫的背後寫了“四年”兩個字。
徐悲鴻的求知欲特別強烈。他再次從博物館出來，總要經過羅森堡公園和聖傑曼大道，於是順便溜到塞納河畔的書攤上去購買些便宜的書畫。這就使本不富裕的生活顯得捉襟見肘。
有一天，徐悲鴻又拿著幾本舊書回來，蔣碧薇滿臉不高興，抱怨道：
“唉，跟你在一起，永遠隻能過窮日子。”
悲鴻沒有說話，他用歉疚的目光望著妻子，覺得既不能怪罪她，也不能為自己辯解。
“你的盾牌就是不說話，你以為這樣就能相安無事了嗎？”蔣碧薇更加生氣了，“如果你真有錢，買多少書我都不管。可你現在是個窮學生，為什麼還花錢買這些東西呢？”
悲鴻耐心地解釋說：“碧薇，我實在太喜歡這些書畫了，請你原諒我。咱們夫妻這麼多年，我總是想，你一定會理解我的。”
“我無法理解，現在吃飯都要計劃，挑最便宜的菜買，可你卻……”
“碧薇，你喜歡音樂，我送你去音樂學院吧！等你真正愛上了音樂，也許你會像我一樣入迷，藝術就是如此充滿魅力，使人不由自主，甚至忘掉一切……”
碧薇不作聲了，陷入沉思中。她正在一所初級中學學習，打算初通法文以後，專攻音樂。她又想起了家中的風琴，想起了隨身攜帶的那支簫。
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徐悲鴻行走在巴黎街頭。忽然，一陣叫賣聲驚動了路上的行人。“賣報！賣報！快看來自中國的頭號大新聞，快來看哪……”一個報童手舉報紙高聲呼喊著。徐悲鴻擠上去買了兩張報紙，站在路邊讀著：巴黎和會拒絕了中國的正義要求，舉國上下，憤怒聲討，紛紛抗議。5月4日，北京的學生率先走出校門，遊行示威，發表演說，奮起抗爭，他們高喊著“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口號，火燒趙家樓……
讀了這則消息，徐悲鴻激動不已。他在心底大聲呼喊：“祖國，祖國，你終於覺醒過來了！”
徐悲鴻的眼睛裏燃燒著興奮的火焰，他雖然身在異國，卻覺得自己也恍恍惚惚置身於北京的學生中間，高舉標語遊行、演講，與前來鎮壓的警察搏鬥……
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強烈激蕩著徐悲鴻那顆為祖國而跳動的心。回到家裏，他伏案疾書，一氣嗬成了《中國畫改良說》這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寫道：“……宜摒棄抄襲古人之惡習，一一按現在已發明之術，以規模其景物……”他主張革新，反對守舊，特別是反對中國畫的八股和公式化，而對西方美術，是反對形式主義和畫商的操縱。他指出：“西方畫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國畫乃東方之文明物，所以較者，唯藝與術……畫固藝也，而及乎學，今吾東方畫，無論其在20世紀內，應有若何成績，要之以視千年先民不逮者，實為深恥大辱。”
《中國畫改良說》於1920年在北京大學《繪學雜誌》創刊號上發表，引起極大反響。它使一潭死水的中國畫壇，掀起了波瀾，也使一些人感到震驚。
徐悲鴻時刻關心著祖國的命運，他經常與中國留學生共同探討中國的前途，相互交流來自祖國的革命信息。他結識了一大批很有事業心的愛國留學生，如楊仲子、沈宜甲、盛成、曾覺之等人。楊仲子先生聰明過人，專攻音樂，又精於書畫篆刻。悲鴻所用的許多印章，大都出自楊仲子之手。他回國後，曾任國立音樂學院院長。沈宜甲先生專攻化學，回國後曾創辦化學工廠，並從事研究工作。盛成先生是悲鴻在複旦大學的同學，他在巴黎用法文寫的《我的母親》一書，受到法國文化界的推崇。曾覺之先生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並翻譯了一些法文著作。徐悲鴻和他們經常聚在一起，談論國家的發展、個人的苦樂，抒發心中的感慨。徐悲鴻以一顆赤子之心，渴望祖國能走向富強、民主與科學。
同一時期，徐悲鴻還認識了赴法勤工儉學的周恩來和何長工同誌。年輕的周恩來同誌當時就已顯露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才智和鋒芒。
1920年初冬的一個星期天，法國著名雕刻家唐潑特夫婦舉行茶會，徐悲鴻應邀參加。
參加茶會的都是法國當代頗負盛名的文化界人士。徐悲鴻如約來到這裏，唐潑特熱情迎接他，並把他領到一位笑容可掬的老先生麵前，說：“這就是你所敬仰的我們法國當代最大的畫家達仰先生。”然後，又對達仰先生說：“這就是我經常向您提起的那位徐悲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