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具有深遠曆史意義和重大現實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有如滌蕩陰霾的一聲驚雷，頓使神州天朗氣清，日麗風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高瞻遠矚提出的改革開放的富民大策，更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創造了佳境，提供了良機，當然也就給“不墜青雲之誌”的王孝傑，帶來了夢寐以求的勇創偉業的明媚春天！
1979年12月，在村黨支部換屆前，小站鎮黨委根據黨心民意，擬讓王孝傑當書記組閣，但慮及村弱民窮的困窘現實，一心想把經濟搞上去的王孝傑，主動去找鎮黨委，心安神泰地說：“東大站村的關鍵問題，不在於誰當書記，而在於盡快改變貧窮落後麵貌。所以我建議由龔義成當書記，我當副書記，主抓經濟，請組織上考慮。”
書記蔣崇法和副書記沈炳炎等鎮黨委同誌，被眼前這位立黨為公、利為民謀的農民黨員的高風亮節、浩然正氣深深感動了。黨委欣然接受他的合理建議，並派沈副書記親抓此事。選舉圓滿成功：自幼一起拾柴、打草、種地，長大都孚眾望的王孝傑、龔義成、李樹祥等五人都進了領導班子。龔當書記、王任副書記、村委會主任兼抓企業的經理，李是支委兼副經理，協助王抓工業，另兩人分管農業和其它村務。
在首次支委會上，王孝傑信心百倍地慷慨陳詞：“這是上級黨組織對我們的信任和重托，全村窮鄉親們對我們寄托著厚望——我們肩上的擔子很重啊！我講三點：一是班子要緊密團結，我們要發揚三國時期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榮辱與共、鼎力相助的團結協作精神，還要牢記並做到像《孫子兵法》上講的‘上下同欲者勝’，我們這一班人，不隻要攥成一個拳頭，而是要鑄成一個永不分裂、無堅不摧的鐵錘；二是要齊心協力抓經濟，在搞好農業生產的同時，重點把工業搞上去，讓村民癟癟的口袋盡快鼓起來；三是要努力改善村民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如果在三年內不能大見成效，我們就自動下台！不知大家同意不？”在場者以激動的表情和使勁的鼓掌，完全同意和堅決支持了他這心底無私的“施政演說”……
但是，要徹底改變窮得叮當響的東大站村的貧困舊貌，談何容易！王孝傑所在的東大站村，座落於天津市東南35公裏的小站鎮，南瀕馬廠減河，東臨港塘公路，葛沽鎮至小站鎮的通衢要道穿村而過。憶往昔，這裏鍾靈獨秀，物阜民豐，在中國近代史上，曾有過令世人仰慕的鼎盛時期。百餘年前，李鴻章、袁世凱等封建軍閥先後在此練兵、屯田，並為種植從南方引進的水稻而開挖了禦河即今天的馬廠減河。這裏所產的“小站稻”，白中泛綠、晶瑩剔透、狀若珠璣、飯熟溢香、誘人流涎，故而久負盛名，小站一帶也成了稻豐魚肥、商賈雲集的富貴風流寶地。但好景不長，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因政治風浪的襲擊和灌田水源的匱乏，很快使這裏嬗變成了物質、文化的“重災區”。地處小站之東6公裏、交通和信息都很閉塞的東大站村尤甚——那1200多名老實巴腳、隻靠土裏刨食的窮苦農民，隻有日複一日地用廉價的勞作和不盡的汗水向人均僅6分瘠薄旱田要吃、喝、穿、用。在那禁止“以副傷農”的窮苦年代，村裏辦了個既髒又累的手工作坊式的金屬鑄造廠，因經營不善而連年虧損，不但發不出工資，還欠了15萬元的外債。鄉親們盼到過年，連頓餃子都吃不上。比如王孝傑吧，他兒子文起得了傷寒，兩口子匆忙帶兒到醫院看病，倆人口袋裏一共隻有8毛錢……其實家家都如此。村上呢，竟然交不起電話費。對主動請纓並立下“三年不見大效就下台”軍令狀的王孝傑來說，要在這裏擔綱興工富民，真是像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寫的“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啊！可令人拍案驚讚的事實是：“異軍突起”的雄師驍將王孝傑，硬是在此時此地，以出奇製勝的韜略，興廠練兵，迅疾發展成為一支特別能戰鬥的村企“鐵軍”，並能在波詭雲譎、競爭嚴酷的商海中勇立潮頭，高揚風帆，破浪飛進，高奏凱歌！
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王孝傑，經過多方聯係和可行性論證，決定新建個產品供外貿出口的金屬網車間。但無本生意如何下手？貸款吧，因廠無一定比例的自有資金，銀行不予放貸；集資吧，村民兩手空空，連溫飽都難以保證，誰家還拿得出錢來？對此，卓有膽識的王孝傑提出“負債經營、滾動發展”的戰略。他和領導班子成員，分頭托親找友求助，最後借來款5萬元、磚10萬塊、水泥50噸。雖值初冬，但年近天命的王孝傑，仍帶大家吃住在廠，晝夜奮戰，直至車間蓋成才進家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