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是一個民族和國家進步的靈魂和興旺發達的動力，也是一個人智慧、膽識和綜合能力的集中展現。何秀玲1990年調到鎮司法所工作後，就更有了用武之地。她邊進修邊實踐，每天都接待好多村民。她發現很多非訴訟案件涉及婚姻、贍養、婆媳關係等家庭問題，就想：“我們不能光救火，應防止火災——要主動出擊！”她和司法所所長範雲、鎮婦聯主任劉振鳳等人，向鎮黨委提出舉辦由各村中、青年婦女參加的“社會主義家庭倫理道德培訓班”的創議，得到支持後，她們就經常騎車或步行，深入各村農戶發動和組織。有一天，鎮婦聯的賈秋敏主任騎摩托帶著秀玲下村，半路上爆胎了，他倆就推著摩托車走街串戶，村民很受感動，大家踴躍參加。到年終，還在全鎮範圍內，開展由各村群眾參與的“評選好兒媳”活動，對最後評出的十個鎮級“好兒媳”，由鎮黨、政領導帶隊，敲鑼打鼓地給其娘家送去寫有“女兒孝敬公婆，娘家無尚光榮”的金匾，影響很大、很好。結果是：全鎮各戶的家庭糾紛、婆媳不和等問題，基本上沒有了；代之而來的是比賢良、學先進的社會新風。此舉堅持十多年來，越辦越好，本區、市的兄弟鎮，乃至全國各地前來學習、取經者絡繹不絕、中央電視台還向全國播放了錄像。
1995年，鎮綜治辦同司法所、法律服務所合署辦公統由何秀玲負責後，她遇到不少群眾因經濟糾紛、合同糾紛而受損，決心為老百姓排憂解難。97年秋，有個幹水產的袁姓村民，因欠遼寧省丹東批發商的螃蟹錢而被誘騙去扣作人質，受到淩辱和虐待，其家人心急火燎地找鎮，鎮黨委書記杜玉林對何秀玲說：“到東北解救人質，你敢去嗎？”何秀玲以敢打必勝的英姿錚然作答：“為老百姓辦事，有什麼可怕的！”當天她就帶著村長、袁妻和民警出發了。他們饑腸轆轆地在擁擠的火車上整整站了一道，下車就找當地派出所，兩家一起對扣人質者進行審問，並作筆錄。何秀玲義正詞嚴地申明，扣人是屬於“限製人權的犯罪行為”，對方才放人。他們把人一帶回村，袁家人就感激涕零地要向他們下跪……此後，送禮、請飯，都被秀玲心虔誌成誠地謝絕了。袁家人一迭聲地說：“我們遇上你們這樣的好幹部，真是太有福氣啦！”
還有個實例，能形象、生動地詮釋何秀玲應變的睿智和處事的果敢。和順地村一個姓劉的村民幹木材加工，有個文安縣的個體戶欠他錢長期不給，他異常為難地向鎮司法所求助。秀玲想：“群眾利益無小事——一定要幫他討回應收款！”她在市級“紅旗黨支部”優秀村支書丈夫張華仲的鼓勵和襄助下，次日清早即乘貨車前往。但對方聞訊已躲藏。何秀玲佯裝回津，卻到債務人回家必經之路上靜等。到晚上10時多，果然逮個正著——那人剛進院，秀玲也隨之而入。那人威脅道：“又不是你的錢，你幹嗎為他這樣出力！再說，你一個年輕女子，半夜三更的來我們這偏遠小村，就不怕出事嗎？”秀玲一聽，據理回擊：“我是共產黨員、法律工作者，依法維護群眾利益是我的天職，我們秉公辦事，怕從何來！”這斬釘截鐵的犀利反擊，旋即使對方理屈詞窮地氣焰頓煞。他怎麼也想不到，這位津門女子，竟然是這般唇槍舌劍地咄咄逼人！他轉而陪笑地請秀玲到別屋悄聲說：“這樣吧，他給你多少錢，我給多少，外加送你一台電冰箱。”何秀玲鄙夷不屑地繼續索款。最後要回大部，尚欠的則合成木料拉回。
作為鎮司法所和法律服務所所長，工作量最大者，莫過於對老百姓的普法教育。她堅持多層次、經常化地進行普法講座。她給全鎮企業的經理、廠長、職工講，給村“兩委”成員和村民代表講，更給當地中、小學師生講，她被聘為雙閘中、小學法製副校長。慕名而至的北湖中學、區實驗小學等校，也請她去講法製課。有人問她講座緣何那樣受歡迎時，她坦言體會：我不是照本宣科地滿堂灌，是結合具體聽課對象，運用適合語言和表達方式，引舉有關情節生動的案例，有針對性地去講解。譬如，我在廠長、經理參加的法製知識培訓班上，重點是講經濟交往中各類合同的簽訂、實施和有關糾紛的法律界限、處理情況等，他們聽得很解渴，這就把法律服務的關口前移，使之避免了不必要的經濟損失。再如，我給北湖中學師生講課的第三天，就有兩個學生抓了個小偷兒。區司法局領導興奮地電告我：“何主任，您播種的普法種子，三天就開花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