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問題的探討與實踐其實一直在進行。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烏托邦主義者和社會改革派為了實現他們所追求的社會理想，就提出通過改造原有的城市空間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和賴特的“廣畝城市”是這一時期富有社會改革精神的理論與實踐的典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建設的需要，物質空間規劃盛行，城市規劃的空間藝術性在這期間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同時，係統論、控製論和信息科學的興起與發展為空間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空間研究的數理係統分析與理性決策模型出現，並運用於實踐參與控製和管理城市係統的動態變化。這期間，理性的方法使人們認為空間規律的價值中立。隨後，20世紀60年代國際政治環境動蕩，民權運動高漲，多元化思潮蓬勃發展，普遍出現了對物質空間決定論的批判。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等“左派”思潮盛行，它們對理想模式和理性空間模型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為在階級社會中，空間的研究不可能保持價值中立，空間研究應該介入政治經濟過程。對於空間規劃實踐則成為一種試圖通過政策幹預方式來改變現有社會結構的政治行動。這促使20世紀70年代末空間規劃理論與實踐相脫離，一些理論家從空間的研究轉向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研究。空間研究的領域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逐漸脫離了純物質性領域，進入了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形成了很多分支與流派，如空間經濟學、空間政治經濟學、空間社會學、空間行為學、空間環境學等等。進入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政府調控能力削弱，市場力量的重新崛起，促使空間公眾參與等自主意識受到重視。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空間管治、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等理論思潮的湧現，使空間研究呈現出更加多元化蓬勃發展的局麵。空間研究徹底從單純物質環境、純視覺美學、“理性的經濟人”等理想主義圈圈裏走出來。20世紀空間研究的全麵發展確定了現代城市空間研究的內涵是在研究了社會需求、經濟發展、文化傳統、行為規律、視覺心理和政策法律之後的綜合規律研究和規劃設計應用。空間研究包含了形態維度、視覺維度、社會維度、功能維度、政策維度、經濟維度等多向維度。空間的重要性也重新受到重視，尤其在20世紀末，全球社會與人文學界都不同程度地經曆了引人注目的“空間轉向”，學者們開始對人文生活中的“空間性”另眼相看，把以往投注於時間和曆史、社會關係和社會經濟的青睞，紛紛轉移到空間上來，這一轉向被認為是20世紀後半葉知識和政治發展的最重要事件之一。
盡管空間研究的浪潮此起彼伏，研究重點不斷轉換，但空間的問題一直是城市規劃學科的核心問題。從標誌著現代意義城市規劃誕生的《明日的田園城市》開始，城市規劃從物質空間設計走向社會問題研究，經過一百餘年的發展，西方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在宏觀整體上發生過幾次重大轉折，與城市規劃核心思想和理論基礎的認識相對應的是從物質規劃與設計發展為係統與理性過程再轉入政治過程。經曆了藝術、科學、人文三個不同發展階段和規範理論、理性模式、實效理論和交往理論的轉變，城市規劃師從技術專家轉變為協調者，從技術活動轉向帶有價值觀和評判的政治活動。但從開始到現在，從宏觀到微觀始終沒有能夠離開過空間問題。不管城市規劃師的角色發生什麼變化，設計者、管理者、參謀、決策精英還是協調者，城市規劃師之所以能以職業身份參與並擁有發言權，是因為規劃師具有對空間發展規律、對規劃技術方法、對空間美學原理的掌握。隻有具有空間規劃方麵的專門知識，才可以進行城市規劃的社會、經濟、環境效益的評估，才能夠進行規劃決策的風險分析和前瞻研究，才能夠真正地或更好地發揮規劃師的作用。現代城市規劃的外延拓展本質上是為了更完整、更科學地掌握空間的本體和規律，通過經濟規律、社會活動、法律法規、經營管理、政治權力、公共政策等各種途徑，更有效、更公平、更合理地進行空間資源配置和利用，並規範空間行為。城市規劃的本體仍是以空間規劃為核心，未來城市規劃學科的發展方向也應是以空間為核心的多學科建設。目前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的實踐需求更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