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16世紀中國南方的一個省份裏，曾經有過類似20世紀以色列那個猶太國家裏實行的基布茲式或莫夏夫式的農業公社存在，人們一定會認為是天方夜譚而笑掉大牙。
事實不然，明代嘉靖年間，一位叫梁汝元的生員，確實在他的家鄉，江西省吉安府永豐縣，以宗族為單位，建立了一個名叫“聚和堂”的類似公社組織的共同體。這在中國曆史上本應是破天荒的事情，然而，卻沒有太被人注意，更不用說引起社會的重視。因為那時的中國人，真是可憐，思想被桎梏得像一塊不能發酵的死麵疙瘩，任何酵素和催化劑都不起作用。他們已經適應了四平八穩，循規蹈矩，酸文假醋，搖頭晃腦的日子，不僅很不習慣於異端，甚至於打心眼裏排斥異端，這種無言的扼殺作用，比統治者大張撻伐對付異類的剿滅更有效。
果戈裏形容俄羅斯人胃之結實，連王水都能夠克化，那麼中國頑固派腦袋之冥頑不化，毛澤東喻之曰花崗岩，就不算誇張了。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還有人在咬牙切齒地仇恨不已呢！那麼，梁汝元的嚐試，和中國絕大多數改革者或改良主義者的命運一樣，以失敗告終，有什麼奇怪呢？
但是，同時代人鄒元標在《梁夫山傳》中說：“爰謀諸族眾，捐貲千金，建學堂於聚和堂之旁，設率教、率養、輔教、輔養之人，延師禮賢，族之文學以興。計畝收租，會計度支，以輸國賦。凡冠婚喪祭，以及孤獨鰥寡失所者，悉裁以義，彬彬然禮教信義之風，數年之間，幾一方之三代矣！”對他搞的這個家族公社持讚賞態度。
稍後的如清人黃宗羲，這位睿智的學者，在《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序》中，對他興辦集體製的族學，和進行族政的公共管理行為，給以相當的肯定：“（梁汝元）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聚）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
這位改名為何心隱的知識分子，不把自己關在象牙之塔，而是走出書齋，改造社會，說幹就幹，奉行實踐至上主義。在中國文人當中，像他這樣堅持行動哲學，始終身體力行者，實在不多。
不過，何心隱得算是一個另類，因為，他與當時士大夫階層的大多數人相左，走了一條體製外、非主流的路，對“科舉取士”的當局，對“學而優則仕”的讀書人而言，顯然是不合時宜，予以排斥，予以拒絕，並聯手將其封殺，也是勢所必然。
我不敢十分斷定何心隱是中國最早實行農村社會改革的第一人，至少，他比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比梁漱溟、費孝通的鄉村調查，比陶行知的鄉村教育，要早上數百年。這位先行者，不為當時人所聞，不為後來人所知，從來不曾有過什麼響亮的名聲，真是令人感到悲哀。
在舊中國，知識分子的最佳狀態，就是不思不想，不痛不癢，萬壽無疆，皇恩浩蕩。千萬不要生出離經叛道，與當局主張不同的政見，更不能造反作亂，做出什麼與統治者政策迥異的行徑。梁汝元被追殺，被砍頭，被湮沒，就因為他想改造社會，就因為他想體現個人價值，哪還了得，不但為朝廷不容，也為那些死麵疙瘩不容，這才上下一致，將其腦袋瓜子摘了下來，頭腦沒了，思想也就沒了，皇帝老子睡得著覺，死麵疙瘩也欣欣然覺得天下太平了。
在中國的大曆史中，何心隱隻能算是一個小角色，我始終想不通，這麼一條小魚，即使想蹦又能蹦多高的他，如此受到統治者，統治集團，和維護統治的死麵疙瘩們的“垂青”，不遺餘力地加以迫害，所為何來？後來，明白了，五千年來，盡管中國出現很多優秀的思想家，但思想家同時又是能夠付諸行動的實踐家者，實在太少太少。對於統治集團來講，也許並不十分害怕秀才造反，可是，這個秀才一旦成為革命家，那就又當別論了。因為，乖離主流，愛唱反調的思想家，固然是不能掉以輕心的異己一群，不過，這類人通常很容易收拾，隻要舉起一個帶有警告意味的手指頭，他們馬上就會噤口，馬上就會腿軟，馬上就會調轉臉來唱主的讚美詩。而那些能思想還能行動者，往往不那麼輕易就買皇家的賬，也不那麼輕易就被招安，更不那麼輕易就肯斬斷自己腦後那根反骨，因此，梁汝元雖是一粒微細的沙子，可是在統治者和死麵疙瘩的眼睛裏，是絕不能存在的，他被幹掉，那是早晚的事。
大明王朝，到萬曆年，政權尚稱牢固，名相張居正，其行政係統，也可算是運轉正常，但對何心隱過分，過頭的整肅，不免有一種小題大做的感覺。現在看來，不論哪朝哪代，無論其統治者再腐敗，再昏庸，再低能，都有一種在意識形態上的潔癖，和警懼心結，這根弦會保持著最起碼的清醒。
何心隱從一開始，在家鄉搞的這個聚和堂，就讓當局和站在當局立場上的死麵疙瘩，視為心腹大患。表麵上，這不過是初步的，最原始的集約化經營，但它化零為整，聚散為合的示範性質，對建築在汪洋大海般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封建社會，所能起到的顛覆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對這種組織形式，對這種組織起來的想法，不給任何生存空間，是可想而知的結果。這也是此後二十年裏，地方各級政府不停追殺他的原因。
所以，有這樣一位另類知識分子，在數百年前的黑暗王朝裏，從事過稍有一點共產精神的嚐試，失敗了，也值得後人鞠一大躬。比他稍晚一點的李贄，就著實地欽佩他，推崇他：“何心隱老英雄無比，觀其羈絆縲絏之人所上當道書，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略無一絲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閑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為人。”（《與焦漪園太史書》）
李卓吾，摩登聖人，“文化大革命”期間抬出來過，以今天的市場眼光衡量，他應該算是一個懂得炒作自己的老作家。一般說，炒作成了星、成了精、成了癮的文壇新秀和老秀，喜歡眾人將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哪怕大家朝他吐唾沫，他也會樂得屁顛屁顛。可人稱狂人的李贄，卻對何心隱“追慕之切”。因為，在思想的視野上，何或許遜色於李，但在行動的魄力上，李難免差池於何。李卓吾除了從書本到書本，幾乎沒有什麼可資誇耀的舉動，因此，讚歎何“英雄無比”，“讀其文想見其為人”，大概是感到愧恧才說出口的。
何心隱在其人民公社遭到覆滅性摧毀清算後，遂離開家鄉，講學四方，行跡遍大半中國。其間，曾經做過一陣浙江總製胡宗憲的幕賓，在平倭寇之亂中，他被認為是一位很有韜略的謀士。也曾經隨著摯友陳學博，在其任重慶知府時期，擔當類似情治方麵的顧問職務，白蓮教起義，他參與鎮壓行動，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將暴亂敉平。
據清·王士禛的《池北偶談》，何甚至跑到少數民族聚居地，“入蠻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長”。此事驚動了嘉靖，可見他確是一個不怎麼安分的行動主義者。因為他有一些追隨他的死黨，有一夥信仰他的群眾，也頗有幾位心儀他的友人，因而也做成過幾件大事。
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他秘密策劃了倒嚴的行動。當時，朱厚熜寵幸嚴嵩，京城內外，全國上下，都拿這對奸臣父子沒有辦法。“心隱在京師，辟各門會館，招徠四方之士，方伎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清·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