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終於趁著剃頭師傅轉身時，拿起那把剃刀，順手從自己頸項間一抹而過。頃刻間，血噴如射，四處飛濺，那位待詔以及在場的獄卒，對這意想不到的突然事故，簡直來不及反應，都嚇呆了幹站在那裏。
他，神色不變，還是那副淡淡的，甚至有一點譏誚意味的笑容。
這自然是隔了數百年後的臆測，但也是這位老人勢所必然的表情。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活得實在不能再活的時候，大致可出現兩類情況，一類是自殺，寧折不彎，自殺是需要大勇氣的行為，能夠下決心自殺者，通常不是懦夫；一類是不自殺，好死不如賴活著，趴在地下當狗、當狗屎、當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都可以，就是不肯結果自己的生命。
我屬於後者，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裏，逼得我曾經嚐試過自殺。那是在山區，懸崖峭壁，隻要腳一歪，就是粉身碎骨的結果。我怯懦了，因為我見過山區老鄉用這種辦法處置老牛。耕牛是不許宰殺的，然而這頭牛太老了，而鄉親們又久久沒見過葷腥，於是，隊長叫來一個地富子弟，讓他幹這件事，萬一上麵責怪下來，好拿他去頂罪。即使老牛，它也不想死，當它大半個身子翻滾下去，前麵兩條腿還拚命攀住岩，那求生的欲望，讓我益發感到自己弄死自己之艱難。想到老牛怖死的一霎那，算了，我打消了自殺的念頭，決定當任人踐踏的狗。
李贄敢自殺，我佩服他，雖然他不是一個十分的強人，但是，他敢於對那些“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東西說不；對“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的“鄙儒”、“迂儒”、“腐儒”、“俗儒”們說不；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的絕對真理說不；對《六經》、《論語》、《孟子》等等經典著作說不；對體製內一切認為正常的遊戲規則說不……這種反叛精神，在隻許點頭稱是，而不準抬頭說不的封建社會裏，實在是極有勇氣的行為。翻開中國文化史，如李贄般逆潮流者，簡直寥若晨星，如李贄般唱反調者，更是空穀足音，這恐怕就是封建社會得以遷延數千年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士，也就是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骨頭裏過分缺鈣！
李贄不該到北京來的，但他的性格決定他非來不可。還未進朝陽門，隻是在通州，就被告到詔獄裏去。理由很簡單，李贄是禍水，“敢倡亂道，惑世誣民”，在麻城兩次被州撫勒逐出境，現在此人已經到了通州，天哪！“通州離都下僅四十裏，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為麻城之續。”告禦狀者為禮科給事中張問達，壞蛋一個，正是李贄咒罵了一輩子的偽道學、偽君子之類。其實，李贄早幾年就對他朋友山西主考汪可受說過：“得榮死詔獄，可以成就此生。”“那時名滿天下，快活快活。”這一狀告得他正中下懷，但很遺憾，沒造成一點轟動效應。相反，無聲無息，不死不活，於是，他決定自殺。
他學問當然很大，但對於切腹割腕自縊飲鴆之道，似乎缺乏研究，也許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士大夫（尤其明代）寧肯撅起屁股挨板子，鮮有決絕而自殺者。於是，無章可循的他，選擇這種割脖子的方法，來結束自己生命，看來是平素裏他太太殺雞殺鴨，給他的啟示了。雖然未能一刀畢命，但自殺是成功了，他很欣慰，無論如何，他要最後一次讓國人震驚，讓曆史震驚，果然也達到了目的。可以想象，他這一刀下去，痛苦其次，快感是第一位的。
這是發生在公元1602年（萬曆三十年）春天的北京的事情。這年，李卓吾已經75歲。如此高齡的自刎者，若放在當代，可以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老夫子在死亡線上折騰了兩天以後，終於因為喉管被割的緣故，在無法言語的難堪沉默中，與世長辭。嗚乎，大師遠行，凡塵兩隔，再也聽不到他那閩南口音的刺耳之聲了。農曆三月的北京，那應該是一個風沙飛揚的天氣，應該是一個天昏地暗的日子。我想，在這個眾人都不敢說“不”的國度裏，這是送別大師的最好場景。
李贄之死，對他自己是個解脫，對別人，包括愛他的，敬他的；恨他的，怕他的，也是一個解脫。說實在的，大家都感到如釋重負的輕鬆。卓吾老夫子這一生，尤其到晚年，仍給自己訂下了太多的目標，多到了鬧人的程度，實在是不敢恭維的；其實，這些在他古稀之年還要去奮鬥、去樹立的東西，隻不過是他數十年來所作所為的平麵延伸，同類項的不斷反複罷了，對於他，對於別人，已不再具有什麼令人耳目一新的意義。
有一支小提琴曲，叫《無窮動》，聽一聽那休想寧靜的旋律，對於了解李贄，也許會有幫助。鬧，或太鬧，是中國文人一旦有點名聲以後，便患有的永遠治愈不了的痼疾。
古人雲：強弩之末，難穿魯縞，誰都會有這一天的。可李贄猶不收弓，猶以為尚能百步穿楊，猶拉開架子躍躍欲試，這是中外古今所有大人物難以逃脫的最後悲哀。觀眾對這類戲演完了仍不肯卸妝的角色，隻有悲憫，而不同情。因為你不能老在舞台中央，占著茅坑不拉屎。李贄應該明白，你就是你，你已經是你。你辭官，你落發，你遣妻送女，你成為雲遊四方的不僧不道的老單身漢，早就定型了。折騰，是李贄，不折騰，還是李贄；鬧，不會多，不鬧，也不會少。
但是，這是一個充滿誘惑的世界，名聲，有時候比金錢，更能弄得人魂牽夢縈，顛三倒四。李贄這一生，之所以遠離家鄉，之所以妻死不娶，之所以過著這種仰鼻息於豪門、吃白食於官衙的日子，議論講學，授徒交友，著書立說，招搖過世，就是保持這種體製外的領袖群倫的地位，其終極目標，就是要做一個在世聖人。
凡人物（或其實算不得人物，隻是自我感覺也是個人物），都會程度輕重地患這種病。一旦發現居然人五人六了，從此，就不做那個本色的自己，而偏要做眾人眼中的那個人物了。
李溫陵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是個尤其愛鬧的人，已經鬧得刹不住閘，必須按這種活得很累的生存方式鬧到底。湯顯祖就埋怨過他：老先生啊！“自是精靈愛出家，缽頭何必向京華”，你老人家幹嗎一定要鬧到天子腳下呢？但劇作家哪了解尊師是絕不怕鬧大的底裏，他一定要隨馬經綸禦史到通縣來，也是覺得在麻陽，在南京，鬧動的震撼度不夠大。所以，逮捕令一下，他好像求之不得，連忙招呼下人抬門板過來，他躺在上麵，讓送到京城。誰知審判長不把他當回事，“大金吾置訊，侍者掖而入，臥於階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予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倔強，獄竟無所置詞，大略止回籍耳。”（袁中道《李溫陵傳》）
聽說要將他遣返原籍，李贄覺得這場真是該演完了。他一生兩畏，一畏回鄉，二畏回家，是絕對行不得的，於是，決定自殺，而且采用了近乎“行為藝術”的死法在內，也透出他必鬧到別人目瞪口呆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