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現在的我，除了分析之所以得大病吃“大苦”的緣由，更希望挖掘出人性中最原始的那些“善”，用震顫靈魂的聲音，喚醒人們丟掉“必先苦其心誌”的意識，而修身養性，順其自然，再去享受“快樂地學習”“開心地生活”。
放化療治療進行了半個月，一個字，“苦”。
如果說一周前因放療導致口舌、咽喉的潰爛，我還能勉強忍受其“吃喝之苦”的話，那麼現在因潰爛更加嚴重了的疼，加上整夜不間斷的咳嗽與無力吐痰的煎熬，就是吃藥都無法止住的身心皆苦的苦中之“苦”。
白細胞減少，又得打點滴。除了周末，我就沒間斷過打點滴，兩隻手臂上的針眼多如汗毛，就連護士張一針都很難找到適合紮針的地方了。
脖子雖說疼，還好皮膚沒有潰爛。沒有外傷之苦，這要感謝雲子，說明她買來的防放療輻射的噴劑是有效果的。在這種時候，能減輕哪怕一丁點的苦，對我來說都是天大的恩賜。門兒清給我開了兩種止疼藥，一種是口含的，一種是口服的。進食流食之前，先口含，再口服，否則連水都喝不下，更別說進食流食了。
兒子送來的“驚喜”撫慰，讓我精神上的“苦感”得以暫緩。
他說這是在超市給我買的蜂蜜。他說：“因為他愛喝蜂蜜水，所以給爸爸也喝蜂蜜水。”我聽不出這句話有什麼因果關係，但聽懂了孩子純純的善良與可愛。
於是我便有了些許力量來簡單回味我曾經的“苦”。
出身農村，打拚在北京，不用說，這幾乎就是一個“蟻族”艱苦奮鬥卻注定會是個悲情故事的開始。
在我們那個山溝，雖然我不是第一批大學生，但作為農家子弟，能飛出去，即便成不了金鳳凰，或多或少也被賦予了些“出人頭地”的色彩。帶著親人們湊來的學費，加上勤工儉學，我總算完成了學業，當上了人民教師。
正當我自以為“苦盡甘來”之時，卻又要分擔家裏的部分開支，比如家裏種田、種地所用的肥料費，比如夏收、秋收的人工費，比如三個弟弟妹妹的學雜費。每月的工資還沒捂熱，口袋裏就隻剩了下頓飯的飯錢了，那時候的錢包對我來說隻是個裝飾品。有一次，我一個人在北京過大年，住在新太倉胡同的平房裏。因為囊中羞澀，我買了20斤掛麵和100斤大白菜，這就算辦了年貨。湯麵、炒麵、鹵麵和涼拌麵變著法兒地吃；水煮大白菜、清炒大白菜、醋溜大白菜和辣炒大白菜變著法兒地做。吃膩了，廚藝卻有了突飛猛進的提升。
我白天上班，周末帶家教，夜裏總是通宵碼字，休息時間被擠壓在了淩晨的兩個小時和中午的兩個小時，如此種種艱難，卻沒有壓垮我的樂觀精神。
在我看來，無論我蟻居在北新橋還是新太倉，遇到的都是好人。那時候，盡管都是自己買煤，自己拉煤，自己生爐子、取暖、做飯，但我絲毫沒覺得苦，反而是那飽含胡同韻味的淳樸問候與親切關懷，凝聚成了我那段歲月裏滿滿的記憶，如同院子裏那棵老槐樹上的葉子，一片一片，那麼飄逸、美好。如果說我初到北京的苦，那不叫“苦”。那麼30年前我所經曆的苦，叫不叫“苦”？30年前，我不到10歲，正是記事的年齡。
那時候，記憶最深的恐怕是吃食方麵的“苦”。江西的農村，雖說也算糧食主產區，但由於剛剛分田到戶，農業科技水平極其低下，糧食產量和農民生活水平都很差。那時候，一家人辛辛苦苦幹下來，夏秋兩季的稻子收成還不夠吃。於是，南瓜湯、紅薯絲也就成了人們的“主食”。記得上小學的時候，奶奶總會給我捏一個白米飯飯團，用筷子打個洞，再往裏放些豬油，捏緊後再在飯團外圍拍上些鹽水，這就是上等的早餐了。要知道，剩下不多的白米飯，卻要勾兌大部分紅薯絲，才可能夠一大家子吃的。那時候，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十幾口人，爺爺和大叔負責種地，爸爸行醫，還有兩個叔叔上學，也不知道奶奶是怎樣把那麼多人養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