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將皇城內河、護城圍河及外羅城河沿河兩岸栽植柳樹，條列成行，不時灌溉，俾免坍塌卸方之虞。
皇城內各河，除去橋壩溝渠，共長二千四百六十丈。河岸隘窄之處，每岸栽植一行，相距二丈五尺栽植一株，共栽植一千九百六十八株。護城圍河，除橋壩及現有樹株者，共長七千九百：九丈五尺，河岸寬闊處，每邊栽植兩行，相距兩丈五尺，栽植二株，共栽植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株，外羅城七門河沿自西便門起，經廣安門、右安門、永定門、左安門、廣渠門至東便門，除去橋壩，共長四千七百五十五丈，每岸栽植一行，相距二丈五尺栽植一株，兩岸共栽植三千八百零四株。以上總計共栽植柳樹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九株。
所栽樹苗來源，係從自靜明園起至高粱橋、長河一帶及西直、德勝、安定等城門外河邊備用柳秧掘取。
皇城內外、護城圍河及外羅城河等處，所栽柳樹由提督衙門及五城防官飭交該管兵丁甲人等巡查看守。令奉宸苑官員不時巡查，以禁傷毀。數年間樹株長盛，蔚然成林。
本文據明清檔案撰寫。
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到過臥佛寺
香山地區早年間流傳有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曾在重陽節到臥佛寺後麵的半天雲嶺登高的傳說。
今據光緒二十二年九月起居注記載初九日壬寅，上詣樂壽堂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後前請安。已刻詣普覺寺（臥佛寺）拈香。這條起居注說明光緒二十二年的重陽節光緒帝確曾來過臥佛寺。
另光緒十九年起居注還記載有：四月十六日慈禧駕幸靜宜園，然後乘轎，出四合門至碧雲寺拈香.少坐，乘轎進四合門靜宜園至普覺寺拈香。由此可知，慈禧確也到過臥佛寺。
至於光緒皇帝和慈禧是否到過半天雲嶺登高鑒於：
①重陽登高可謂雅風民俗。明《帝京景物略》中敘九月九日，載酒具、茶壚、食榼，曰登高。香山諸山，高山也；。清《燕京歲時記》也雲京師謂重陽為九月九。每屆九月九日，則都人上提壺-攜榼，出郭登高。遠則西山八刹等處。賦詩飲酒，烤肉分糕，洵一時之快事也。光緒九月九來寺，正逢重陽佳節.乘興登高.亦屬常情，因而並非毫無可能。
②半天雲嶺位於京西小西山北段，沿臥佛寺壽安山拾級而上便可到達。嶺東稱燕兒嶺嶺西稱白梨坪。其間坡度舒緩，草木雜茂，怪石散臥，史稱半天雲嶺。漫步嶺上，遠近香山，碧雲寺、玉泉山、頤和園、鷲峰、七.王墳、九王墳、冷泉、黑龍潭、太舟塢、白家疃目不暇接。煙霞浩淼，婉約神奇，一淨塵心，大有人間天上之感。
相傳壽山亭後圍牆原開有後門，到半天雲嶺從此門出即可。無論是當地群眾的口碑傳說，還是史料記載，都可以斷定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到過臥佛寺。但重陽半天雲嶺登高之說，亦像是有些根據，這尚有待於更進一步的考證。
十方普覺寺佛事概況
北京十方普覺寺（臥佛寺創建於唐貞觀年間，廟宇初名兜率。兜率，即兜率天。佛經上稱此天有內、外兩院，外院為欲界六天之一，內院為彌勒寄居欲界之淨土。《彌勒上生經》稱若皈依彌勒並念其名號，死後可往生此天。寺名兜率應是取義於此。
以後，由於曆年既遠對其規製己漫不可考矣。元以後，曆代屢有重建而元代正是大規模施工的第一高峰。據史載：元代延佑七年三月，英宗碩德八刺即位後.當年九月即進行重建-十月，命右丞相拜珠督造。至治元年、二年曾兩度增加修寺的軍工，並冶銅五十萬斤作壽安山寺佛像，天曆元年立壽安山規運提點所。三年，改昭孝營繕司，如此曆時十餘竿，至元文宗至順二年11331）時，才以壽安山寺，英宗所建未成給鈔10萬錠，繼續完成。後人稱開山鑿寺，最稱巨刹，完工後你大昭孝寺。後又改稱洪慶寺。
從廟中現有的建築規製以及佛像形製等方麵來看，明顯保持I漢地顯宗佛寺伽藍七堂製的遺規。然而，在元代中，卻曾一度長期由藏傳佛教喇嘛從事宗教活動。如《元史》載有：泰定元年二月，修西番佛事於壽安山寺，三年乃罷。這可能由於元代時，盡管對佛、道、伊斯蘭等宗教，實行兼容並包的政策，而尤其優禮藏傳佛教的原故吧！
明朝宣德，正統年，高僧廣霖募諸中貴重修（洪慶寺），敕賜今名（壽安寺內有石臥佛），銅臥佛一，俱長丈有八尺，因相傳為臥佛寺。正統八年後，英宗鼎新修建頒大藏經一部，置諸殿。成化十八年憲宗敕建壽安寺如來寶塔一座，建成後將舍利（佛的遺骨）寒於塔中。成化二十二年，濟舟禪師又出資重修了臥佛，嘉靖三十五年複重修了壽安禪林，萬曆年間，神宗兩次駕臨，並賜藏經，出內帑重修，兩宮賜有臥佛錦被二，長覆佛首足。崇禎年改稱永安寺。
明朝是本寺的鼎盛時期，曾五次翻修，六次接駕。每逢皇帝駕臨，寺內則鍾鼓齊鳴。終明一代本寺可謂繁盛極矣，香火不斷，鍾罄之聲不絕於耳，佛法弘揚，佛事極為興盛。
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社會陷於動亂，本寺亂後寺廢，香燈久斷矣。饑僧二、三人，踏落葉，守敗橡。雍正時期，怡親王允祥庀工修建於是琳宮梵宇，丹蘸煥然，遂為西山蘭若之冠。這次修建，很多佛像進行了重塑，並誠造銅鍾一口，雍正皇帝敕賜寺名為十方普覺寺。工既竣，命無閡永覺禪師超盛往主法席。乾隆繼位後，召令青崖禪師來京主普覺寺。在普覺寺的曆代住持僧中，青崖是很有名的一位，青崖自幼聰明，十歲出家，拜諸名師，雲遊四方，於佛學頗有造詣。青崖儀觀修偉，戒行精嚴，其為教有提唱之妙，無錘拂之炫。直指向上，力挽求法而瀟灑，出坐不墮色相，不尚機鋒，尤得不二法門妙諦。青崖禪師僧臘四十有九，坐道場者三，嗣法弟子二十有六，剃發弟子十有三人，度名者萬計。雍正二十二年秋，蒙召來京，世宗雅好佛法，嚐召青崖禪師留止宮中，參究禪學，並賜紫衣四襲及寶盂玉如意等物。小怡親王弘曉亦嚐備衣缽若幹具，請師開壇說戒。一時僧侶雲集。青崖主普覺寺佛事昌盛，開壇說戒，大弘宗門，沿及清季，猶號清修勝地。當時各地香客來普覺寺拜佛敬香的絡繹不絕。
乾隆四十八年時，普覺寺又進行了大修，同年增普覺寺七品一人。乾隆禦筆琉璃彩坊匾額同參密藏、具足精嚴，臥佛殿匾額得大自在等。清朝的道光皇帝兩次駕臨普覺寺拈香，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後也兩次來普覺寺拈香。
慈禧太後禦筆臥佛殿匾額性
每年陰曆六月二十四日，是普覺寺晾經日，這一天寺裏經書都要拿出來晾曬，附近的和尚都來幫忙，晾曬前還要舉行隆重的誦經儀式。
由於道光以後清王朝由盛而衰,財源日漸枯竭，對寺廟已無力顧及，普覺寺在封建社會時期的繁榮也已過去了，佛事活動除僧人早晚念經外，白天隻有零星的香客拜佛敬香。
民國時期，普覺寺殿宇失修，漸就傾圯。民國十八年，普濟佛教會捐資修葺，營治數載，規模已具，全工未竟。此時，普覺寺住持為誠一和尚。民國二十二年天津啟新洋灰公司協理王錫彤之子澤頌發起募捐，醵資八千餘元，計塑金像十三尊，山門殿宇僧寮依次補葺。兩次修繕規模都不很大，寺廟仍有些破舊。這時的普覺寺住持是智寬。到了民國後期，寺內建築已破爛不堪，寺僧僅剩下了住持智寬和文青等幾個和尚。。
建國後，北京市人民政府將普覺寺收歸國家管理。對普覺寺進行了修繕。為珍惜古經卷，經市人民政府批示，將普覺寺所藏整套藏經，計671套，6100卷大婆羅婆羅蜜多經移交市圖書館保存，殘破部分由市文物組選存參考。1955年市人民委員會投資，全部翻修了普覺寺，佛像重塑見新，竣工後，正式向遊人開放。1956年普覺寺劃歸北京植物園管理。1957年普覺寺被頒布為北京市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0年普覺寺最後一任住持智寬和尚逝世。
文化大革命期間，普覺寺遭到了空前破壞。天王殿、三世佛殿前的石碑，東西配殿、山門殿、天王殿、三世佛殿的佛像、供具和臥佛殿內的兩尊圓覺菩薩塑像，全被砸毀，各殿堂的大部分牌匾-楹聯亦遭此難，佛事活動完全停止。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臥佛殿的臥佛和剩下的十尊圓覺菩薩才得以保留。1973年，經周恩來總理批示，由北京市建築藝術雕塑工廠補齊兩尊木雕圓覺後，關閉了六年的普覺寺重又開放。
1979年市園林局將文革中保存在文物局的臥佛繡鞋調回寺中。1980年北京植物園對普覺寺進行了維修，1983年將文革中被砸毀的各殿佛像全部重塑，重塑後的尊尊佛像栩栩如生，金光閃閃。將被放倒的石碑重新立起恢複原位。同時，修繕了藏經樓，祖堂院等，重建了智光重朗牌坊。恢複了山門殿十方普覺寺匾額，三世佛殿雙林邃境匾額、抱柱聯，及各殿幡賬、供桌、香爐、布施箱等。普覺寺重修後，海內外遊客逐年增多。隨著黨和人民政府有關宗教政策的進一步落實，普覺寺的佛事活動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弘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