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的舊製教育在曆代的演變過程中，與大多數教育淵源深遠的地方一樣，既有官辦的縣學，也有各類私學，如書院、學塾等，也有亦官亦民的社學。縣學以傳播儒學為主，學規嚴苛，注重考試，主要為科舉服務。明、清時期的縣學，實際上就是科舉考試的準備機關。書院又稱精舍、書舍等，原為藏書和修書的場所。唐末五代後成為名師宿儒講經授徒之地。明代後，書院的功能出現了分化，少部分依然是學者治學的場所，大部分則演化為地方官紳為舉業而設的機構。總體來說，書院的學術思想較為自由，也為義烏培養了一批經學大師和名臣。學塾又稱私塾、蒙館等，是古代對學齡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學校，也是農村教育的主要形式，遍及義烏城鄉。學塾按設立的主體又有家塾、族塾、村塾、學館、義塾等等之分。社學起始於元代，興盛於明清。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頒令各路勸農立社，五十家為一社，每社設立一所學校，故稱社學。所以，社學是廣泛開設於城鄉的地方學校。社學既有官辦的，也有民辦的。
義烏的官學（縣學）始自北魏時期，明萬曆的《義烏縣誌》就有“縣故有學，肇自元魏”的記載。唐末五代時縣官學曾被廢棄，至宋慶曆年間又得以恢複，此後一直延續不斷。元代時，義烏屬婺州路，各縣均有縣學，並在縣學中設立蒙古字學，以推行蒙古文字。宋元以來的地方官學在建製上已較為穩定，在教育管理上也漸成體係，一般縣學設立教諭和訓導作為學官，以主持縣學學務。為確保地方官學的經費，自宋代開始就建立了學田製度，義烏曆代縣學大多通過官府從賦稅收入中撥付部分銀兩和廩米及置學田兩個渠道還解決辦學經費。縣學的教學內容則以儒家經書為主要內容，並十分注重考試。義烏的地方官辦縣學自北魏時期建立以來，曆經1500多年，在曆任地方官員的主持下一直得以延續，其間雖因種種原因多有停頓或傾頹，但在曆朝曆代的當政者的努力下，其發展脈絡始終未斷，而且逐步得到了發展壯大，直至近代。
與浙江其他地方一樣，書院對義烏古代教育思想的演變和人才培養也都產生過重大影響。義烏的書院始自宋代，多為自主辦學，沒有固定的修業年限，一般隻招收上過經館或科舉落第的學生。書院的主持多為義烏當地的名師或因故辭官回鄉的官吏。如徐僑罷官回鄉後創辦了東岩書舍從事講學活動。書院講學內容以儒家的“四書”、“五經”為主，也兼學史書詩文。元代開始，書院的教育趨於官學化。
南宋是義烏書院發展的第一個繁榮期，著名的有東岩書舍、滴珠書院、講岩書院、石門書院、龍華書院、龜山書院等。元代進入停滯期，原本宋時林立的書院多數因種種原因而停辦，新建的書院也不多，僅有五雲書院、華川書舍、景德書院等。至明代，義烏書院進入第二個繁榮期，書院如雨後春筍般設立，書院設置的目的也出現了分化，少部分是學人講學場所，屬於“研究型”的，這類書院依學人的生死而存廢；多數則為地方官紳為舉業而設。較具名望的有杜門書院、釜山書院、齊山精舍、鍾山書院、純吾書院、繡湖書院、葛仙書院、石樓書院等。清代的書院在設置目的和管理上都出現了一些調整，主要為舉業而設，屬於“教學型”的，名為書院，很多時候與社學、義學，甚至學塾也難以區別。清代的書院常采用官學的方式來管理學生、開展教學和考試。清代較具名聲的書院有紫陽書院、淑芳書院、延陵書院、伯寅書院等。至清末，科舉製度廢除，新學堂興起，書院也自然走向末路。
義烏的學塾教育則發端更早，數量更多，存續時間更久。在古代，義烏雖然農業經濟落後，辦學艱難，但曆朝曆代捐資興學、助學者甚多。除了關於義烏教育最早的記載，南齊時婁幼瑜聚徒教授，為臨川王映所歎賞外，之後曆朝曆代一直都有眾多辦學者。南宋有喻葆光之妻黃淨德氏開設家塾延師教子，有“剪發延師”，五子皆以文顯之美談。元朝季舍孫絕誌進取，構書舍，與弟侄講學詠詩以自適，設義塾，延師教鄉族子弟。明朝有龔壽“篤信義，開義塾，訓後學，以實踐勉人，學者稱為華川先生”；龔釗“建祠堂，葺宗譜，立書院，著家規”；崇禎年間華溪裏人虞奕藝，隱居武岩，課子授徒，學者從之。清代有南宋名儒何基後裔自金華後溪遷徙於義烏愛溪，於何氏家廟西側空地上創建西園書屋，等等。
學塾沒有嚴謹的教學製度，規模、學生程度、修學時間等都差異很大。學塾讀書注重熟讀和背誦，老師極少講解。清末廢科舉、興學堂之後，部分學塾先後改為小學堂，但由於義烏學堂數量不多，師資不足，不能滿足學生上學的要求，因此私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與學堂並存。
此外，自元代始興的以地方官府出資辦學為主的社學也在義烏興盛，明清時期成為重要的教育力量，如崇禎年間由當時的義烏知縣熊人霖正式確立的義烏九大社學，號稱“龍門大社”，名聞鄉裏。義烏鄉賢自行編寫的具有本地特色的鄉土方言教材在清朝鹹豐年間風行一時，成為當時義烏及周邊地區供社學普及民眾教育之用的重要識字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