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代（1368—1644年）建立至清代（1644—1911年）結束是中國封建社會從成熟走向衰敗，直至滅亡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的前半段，一方麵，中國傳統的文化、教育、思想都達到了空前的成熟，在這樣的大背景和中央集權的統領下，唐宋以來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和製度得到了繼承和鞏固；另一方麵，封建統治者吸收前朝統治的經驗教訓，把封建專製更推進了一步，通過強化思想控製、發展官學和八股取士的科舉考試製度等措施來實現教育為封建統治服務的目的。在這個過程的後半段，由於封建統治的衰退、思想界對傳統封建思想的反思和受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影響，出現了“崇實黜虛”的實學教育思潮，並在全國逐漸產生了效仿西學的新式教育。
義烏地處崇尚實學的浙江腹地，雖然經濟並不夠發達，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支持也相當有限，但由於有深厚的傳統教育思想基礎和眾多熱心於教育的社會賢達，又深受實學思想的影響，因此，其明清時期的教育狀態始終沒有滯後於全國的發展，在某些時期的某些方麵還走在了全國的前列。
明朝初年，由於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出身貧寒，在南征北戰中深知讀書教育的重要作用，取得政權後，更認識到儒學和儒士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性，因而非常注重教育和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另一方麵，明王朝在思想領域極力推崇程朱理學，並將其奉為官方正統的統治思想，排斥和壓製其他學派。其極端的做法便是首創了八股取士，從“四書”和“五經”中命題，以八股製義為定式，並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標準答案。同時還嚴訂學規，加強對學人的思想控製。明太祖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頒禁例十二條於天下，鐫立臥碑，置明倫堂之左”，規定“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還命翰林學士胡廣等編撰《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頒行天下，作為欽定的教本。
清朝立國後，清政府為了有效地統治廣大漢族和各民族地區，在政治上實行高壓政策的同時，實行尊孔政策，以籠絡漢族士大夫階級和一般知識分子，為其統治服務。同時，還大力提倡讀經，推崇程朱理學，提倡封建倫理綱常。清代的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內容亦均以程朱理學為主。清初的幾個皇帝，對於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的整理工作也都十分重視，曾相繼組織學者編纂書籍，對梳理中國傳統文化經典是有貢獻的。如康熙時編纂有《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乾隆時最重要的是《四庫全書》的編纂，該書經十年始成，分經史子集四部，保存整理了大量曆史文獻。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仍在於為了鞏固政權，在於所謂“寓禁於徵”，即通過編書，將過去和當時一些具有愛國精神及反對封建統治或批評封建倫常的書籍加以銷毀禁止。據後人估計，乾隆時期借修《四庫全書》之機先後燒毀的書籍共有3100多種，幾乎要超過《四庫全書》所收書籍的總和。
浙江曆來藏書豐富，在此過程中更是連遭厄運，成為全國的重災區。據浙江巡撫覺羅琅奏報，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的10年間，浙江一省進行過24次大規模的收繳、查禁、銷毀書籍行動，被禁毀的書達538種13862部，實際燒毀的可能更多。在禁毀圖書的同時，清統治者還大興“文字獄”。雖然中國古代各朝代都有“文字獄”，但文網之密，處刑之重，規模之廣，以清代最甚。而由於浙江人才輩出，文風深厚，思想活躍，學派紛呈，自然也淪為“文字獄”的重災區。
嚴訂學規、禁毀書籍和大興“文字獄”等殘酷的封建專製行為迫使學人們規避嚴酷的現實，鎖緊湧動的思想，收斂筆觸的鋒芒，紛紛投入到專重校勘、考據的學術研究之中，放棄了對文化思想的探索和爭鳴，這自然禁錮了學人思想，影響了學風。不僅如此，明清兩代在繼承前代科舉取士教育製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規範和強化，確立了八股取士的試士之法，致使科舉考試失去了選拔人才應有的功效而流於僵化的形式。頒行於明洪武年間的八股取士製度規定非由學校出身者不能應科舉，因而，學校成了科舉的預備場所，學校教育被納入科舉考試的軌道，淪為了八股取士製度的附庸。學生們也將經書束之高閣，拋棄了對文化和思想的探索精神，專心攻讀流行於坊間的八股文刻本。
清代雖在立國之初便製定了“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的文教政策，並在中央和地方廣設官學，但在科舉取士的製度上，沿襲了明代舊製，仍崇尚八股文體，從“四書”中出題，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標準答案。由於科舉考試時不準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所謂“代聖賢立言”，而選拔中又以“能小楷為天下奇才”，因此，考生們隻知埋頭於深文僻字、八股範文和小楷之中，“凡諸經先儒之注疏，諸史治亂興亡之事跡，茫然不知”。這種僵化死板的科舉考試方式，不僅使學子們禁錮於空疏的理學和無用的八股範文之中，還誘使他們畢生為功名利祿而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