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製度的顛覆
1967年，各地中小學生陸續回到了學校。學生在“複課鬧革命”後，繼續對“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加批判，舊的教育體製顯然已經不再適合當時的形勢了，新的教育體製提上了議事日程。1968年6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文章引述了毛澤東的指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的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等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知識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1968年10月底至11初，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政工組教育革命辦公室在金華縣讓長公社召開農村教育革命現場會議，推廣金華縣讓長公社等三個公社的貧下中農掌管農村教育大權的做法，要求在年底前普遍實現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同時撤銷原有的區鄉中心小學製度，要求基本實現“上小學不出生產隊，上初中不出生產大隊”，把學校辦在貧下中農家門口。之後不久，又要求將農村公辦小學下放生產大隊，教師回隊任教，工資實行工分製加補貼的做法。並強調這是農村教育革命的方向，城鎮小學亦可參照推廣。在城市，中小學則采取“工宣隊進駐”、“工廠或係統辦學”、“街道辦學”、“工農聯管，街道參與”等管理形式。
隨著“複課鬧革命”的進行，中央下達了中小學縮短學製的文件。浙江省在金華縣讓長公社召開的農村教育革命現場會議上，要求小學實行5年一貫製，有條件的小學可以附設初中班，實行7年一貫製，也可附設高中班，實行9年一貫製。即小學六年改為五年，初中、高中各為二年。並提出徹底廢除年齡、考試、升留級等陳規陋習；采取學生隨到隨收，允許中途插班的招生原則；取消寒暑假，改放農忙假，等等。
1968年開始，義烏的中小學學製由原來的12年（六三三分段）改為9年，均實施“五二二”學製。
“文化大革命”初期，義烏的中等學校招生工作一度停止。1968年秋，初中恢複招生；1970年秋，高中恢複招生。招生名額由各校自定，實行由貧下中農或街道推薦，社隊或街道領導批準，不問年齡，允許插班的招生辦法，家庭出身成為入學的主要條件。1973年起，實行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原則，並進行必要的文化考試。中專的招生對象為具有2年以上實踐經驗、初中畢業文化程度的青年職工、退伍軍人、民辦教師、“赤腳醫生”和上山下鄉的回鄉知識青年，時稱“工農兵學員”。1975年秋，高、初中恢複統一招生，文化考查以縣為單位進行，開卷做題，筆試隻是招生的一種輔助手段，主要看家庭出生和政治條件。
1977年秋，中等學校招生考試製度恢複。實行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德智體全麵衡量、擇優錄取的辦法。初中招生由縣統一命題，區、鄉組織考試，區組織閱卷評分，鄉鎮張榜錄取。高中、初中專（技）招生由縣統一命題，縣組織閱卷。重點中學在全縣範圍內錄取，普通高中劃片錄取。
二、中小學的畸形發展
在極“左”思想路線的影響下，再加上學製的縮短和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孩子已屆學齡，義烏的中小學背離了正常的發展規律，隻追求數量，不講質量，出現了畸形發展的局麵，造成中小學教育虛假繁榮，給以後的教育事業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
1968年，在“上小學不出生產隊，上初中不出生產大隊，上高中不出公社”的口號下，全縣“普遍實現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義烏的小學教育迅速發展，但由於辦學條件差，學校管理工作混亂，學生招得多，流得多，質量差。這一年，各區、社（鎮）中心小學及完全小學都改稱“五七學校”。
同時，義烏提出“社社辦初中”的目標，一部分縣屬中學教師下到各公社辦初中。義烏全縣的初級中學由11所猛增到47所。為彌補教師數量的不足，大量小學教師充任公社中學教師，未經考核的民辦教師、代課教師也充任中學教師。由於校舍、師資、教學設備等嚴重不足，可想而知，學校教學質量普遍低下。
1969年，義烏實行農村公辦小學下放生產大隊，教師回隊任教，執行工分製加補貼的做法，這使得農村小學處於實際上失去正常領導管理的狀態，教育質量無法保證，流生增加。小學教師中業務能力較強的，則被抽調去教中學或調任別的崗位，從而造成小學教師嚴重缺額，不得不尋找大量民辦教師、代課教師頂替，導致小學教育質量進一步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