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6年開始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整個國家陷入空前的動亂，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場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傷痛。教育領域在“文化大革命”中首當其衝，是動亂的“重災區”。教育事業受到的嚴重破壞，在教育史上是罕見的。在此期間，義烏的教育事業與全國一樣，未能幸免。幾乎所有學校的學生和教職員工都卷入了運動；各級教育組織和學校癱瘓，幹部和教師遭到殘酷的批判和鬥爭；“教育革命”破壞了學生德、智、體各方麵的全麵發展；校舍、校產慘遭破壞，國家財產蒙受巨大損失。
1977年中共“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重申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逐步得到糾正，撥亂反正、調整改革成為教育事業的主要任務。隨著各項工作逐步走上健康發展道路，教育領域的形勢也日漸好轉，教育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為人們所認識。各級行政部門加強了對教育的領導，教育的發展戰略地位得到重新確立，廣大群眾集資辦學的積極性也空前高漲，有力地推動了教育事業的發展，使教育事業在經曆動亂徘徊之後重新走上了發展道路。
一、“風暴”來襲
“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導火索是1965年底開始的對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隨後，批判的對象、領域進一步擴大。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毛澤東親自批準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張大字報，同時，《人民日報》在陳伯達的控製下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6篇社論。一石擊激起千層浪，全國各地學校迅即掀起了批判、鬥爭學校領導和教師的“造反”浪潮。“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席卷全國。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造反。8月5日，毛澤東又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明確提出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鬥爭的矛頭直指劉少奇等中央領導。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十六條”對紅衛兵運動的任務、對象、動力、方法和領導等一係列根本性問題作了錯誤的決定，並具體地指出，“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
隨後，全國的紅衛兵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來京進行大串聯的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浙江的紅衛兵也緊跟全國形勢的發展，進行大串聯。8月2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了浙江紅衛兵代表，引發了浙江全省紅衛兵運動的新高潮，全省各地學校紅衛兵和師生開始大規模步行串聯活動。
紅衛兵在“大串聯”、“破四舊”的同時，要校內也開展揪鬥“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等運動。一些黨政幹部被當作“走資派”、“反黨黑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些教師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一些黨員、團員、青年教師被當作“資產階級保皇派”、“黑爪牙”，受到揭批揪鬥和種種迫害。與此同時，在大破“四舊”中，把二十四史、古典文學作品也當作“四舊”燒毀。
接著，鬥爭風暴迅速蔓延，各級學校也相繼開始停課鬧革命，學生紅衛兵成立戰鬥隊，走出校門掃“四舊”，揪鬥“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展開大串聯，鬥爭的矛頭開始重新指向社會。
義烏中學等學校的學生紅衛兵“造反派”也加入了大串聯的活動中。紅衛兵“造反派”一麵在學校“大揭發”、“大批判”，“大辯論”打擊批判各級領導幹部和教師，一麵殺向社會，介入社會上的“打、砸、搶”武鬥活動，給社會造成極大的混亂，給人民的生命和國家財產造成巨大的損失。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衝擊下，義烏的中小學相繼停止各科學習，正常的教育秩序被打亂。耕讀小學被視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產物”受到批判而停止辦學，小學入學人數驟減20%以上。1966年下學期，義烏各初中廢止考試製度，初中招生實行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高中則停止招生。直至1968年秋，初中才恢複正常招生。1970年秋，高中恢複招生。因此，從1966年開始的連續幾年，義烏縣各中學的學生在校人數急劇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