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複課鬧革命”
麵對愈演愈烈的“停課鬧革命”運動，全國的社會秩序急劇惡化。為穩定社會局勢，1967年9月23日，毛澤東批準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在外地串聯學生和在京上訪人員立即返回原單位的緊急通知》。10月14日，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革命。於是，又掀起了“複課鬧革命”的新高潮。
學校“複課鬧革命”後，紅衛兵造反運動又開始從社會轉向學校，複課並沒有緩和已經存在的造反派不同派係間的爭鬥，武鬥仍不斷蔓延。同時，學校的教師和各級領導幹部被紅衛兵“造反派”揪鬥、專政，使教師的身心都遭到極大的摧殘，教師隊伍人數劇減，學校教學管理幾乎癱瘓。
1968年下半年，義烏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的《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精神，開始全麵分別派出工人宣傳隊、貧下中農宣傳隊進駐城鎮學校和農村學校，主持學校的管理。各校請工農兵上講台，開展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成立革命委員會。各公社、大隊還成立“貧管會”，實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在連續的清理階級隊伍和揪鬥中，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1968年夏到1969年5月，義烏發生了“同盟黨”擴大化冤案，原佛堂區10個公社的教師上百人無端受到牽連，遭受迫害，朱一芳老師因此含冤服毒自殺。
三、“鬥、批、改”
“鬥、批、改”的原意是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規定的目標和任務的概括，即“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也稱“一鬥，二批，三改”。
1968年下半年，全國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的“全國山河一片紅”，“鬥、批、改”變成“文化大革命”一個階段的任務，由以“鬥、批”為重點，轉入以“改”為重點，同時強調在“鬥”中“改”，以“大批判引路”。為此，各級學校派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領導“鬥、批、改”，實現造反派的“大聯合”。工廠、農村實行“抓革命，促生產”，各單位普遍組成“大批判組”，批判所謂“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隨著“鬥、批、改”的深入，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和評價越來越“左”，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十分嚴重。同時，整個社會發展處於停滯狀態，大量的初高中畢業生無法升學，也無法就業，成為無業遊民。為此，中央采取了兩項重大措施。一是“幹部、教師下放勞動”；二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一時間，全國各地辦起了許多“五七幹校”和“勞動基地”，大批幹部、教師被迫離開管理、教學、科研崗位，下放到農村、工廠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的再教育，使廣大教師長期荒廢專業，損害健康，遭受到許多精神創傷和生活的折磨。有不少單位將“下放勞動”變成排除異己，整治知識分子的懲罰手段。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教育改造青年知識分子的重要措施。1968年12月，《人民日報》在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所加的按語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鄉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一批又一批青年奔向農村、邊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們深入鄉村，用自己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為欠發達地區，為社會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然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貽誤了國家人才的培養，在青年乃至整個社會引發了“讀書無用論”。輕視知識，不尊重教育和教師的思潮和社會心理長期難以消除，造成對教育事業深層的破壞，也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