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高明者應該“取才於時”
任何時候，高明的當政者都是“取才於時”的能手，而不會去“借才於異代”，或者坐等人才從天而降。欲建非常之功，須待非常之人。
古代著名的人才學家劉劭提出：“一流人才，能識一流之善；二流人才，能識二流之善。”
“取才於時”是高明者網羅人才的大前提，是建大功立大業者對待人才的正確態度。我們知道，唐王朝的興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唐太宗李世民得人治事的開明政治，唐太宗當年說過“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的話，至今發人深省。
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對選拔人才不力的尚書右仆射封德彝說：“致安為本，惟在得人。比來命卿舉賢，未嚐有所推薦。”還說：“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於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這一番話可謂振聾發聵。李世民當政的時期，賢相名臣有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長孫無忌、褚遂良，麵折廷爭的直諫之臣有魏征、馬周，帶兵作戰的勇武之將有李靖等人，正是由於舉國上下一致舉賢任能，所以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一片興盛氣象。可以說，唐太宗就是一位“取才於時”的高手，他識拔馬周的眼力、魄力為臣民樹立了一個如何對待人才的榜樣。貞觀五年，唐太宗令群臣陳述人君得失，武將常何不通文墨，情急之中請門客馬周代寫了呈文。條呈說理精辟，切中要害。太宗得知呈文出自馬周，遂召見馬周，果然，馬周見識不凡，胸有韜略。於是先調馬周到門下省當差，第二年又破格提拔他為監察禦史。武將常何則因為舉薦有功，得到了300匹帛的賞賜。
唐太宗的人才理論和實踐值得借鑒。任何時候，高明的當政者都是“取才於時”的能手，而不會去“借才於異代”，或者坐等人才從天而降。欲建非常之功，須待非常之人。漢高祖劉邦說過：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我不如張良；治理國家，安撫百姓，籌給軍需，我不如蕭何；統率大軍攻城掠地，戰必勝，攻必取，我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如果當政者一味強調沒有現成的人才使用，就會落入古代文學家韓愈《馬說》中的警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豈能日行千裏哉？執策而歎無馬，有人才而歎無人可用，是非常可悲的事情。長此下去，就會失去人才，就會失去人心，就會給事業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失。
“取才於時，用才於時”，是人才問題的一個關鍵所在。胡錦濤總書記在全國人才工作會議上指出，要牢固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牢固樹立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觀念，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充分發揮各類人才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這無疑是我們各級領導幹部識人用人的基本準則。把各類優秀人才聚集到黨和國家的事業中來，讓更多的有用之才服務於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和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事業，我們的事業必將後繼有人，我們的事業必將興旺發達。
第二（節） “人才鏈”的積極效應
觀曆史，看得失，用人才，興大業。事業興盛時，文武鹹集，英才輩出；事業衰敗時，人才匱乏，無人可用。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東漢末年，時局動亂，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從一名典軍校尉到擁兵數十萬眾的領軍人物，是時勢使然，但也不能排除個人因素的作用。恰如諸葛亮評價的：“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曹操是一位深得用人之道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能打破陳規陋習和世族門閥的偏見，網羅任用一大批能臣幹將，打敗了袁紹，征服了烏桓，統一了北方。曹操極力提倡“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特殊時期則“唯才是舉”。於是經荀彧舉薦，曹操得到了程昱，程昱薦郭嘉，郭嘉薦劉曄，劉曄薦滿寵、呂虔，滿呂二人又薦毛玠，夏侯淳薦典韋……曹操識才的本領、用人的手段以及合理配置人才資源的理論與實踐，使得曹魏陣營形成了一個大的“人才鏈”，對曹魏在三國爭霸中保持優勢起了支撐作用。
用人如使器，用其所長，避其所短，人盡其才，才盡所用，事業就能發展，民族就會強大。史書《三國誌》對劉備識用人才的本領予以充分肯定，讚他“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論劉備的實力和個人才能，很難與曹魏和孫吳抗衡匹敵，但是劉備能夠驅使身邊眾多的英才，像軍師諸葛亮，戰將關羽、張飛、趙雲、馬超等等，他們與劉備同舟共濟，同心同德，為“匡複漢室”不懈地努力，這就是戰略的眼光、戰略的思維。自己的智不足，用他人的智補；自己的勇不夠，用他人的勇去補。劉備能夠鼎足一方，很大程度得益於身邊擁有可供驅使的各路英才，也就是擁有了一流人才資源組成的“人才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