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1872），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曾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曆署兵部、吏等部侍郎等職。太平天國初期，曾國藩在籍組建團練，編練湘軍，繼而成為太平軍、撚軍的頭號勁敵，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鞍前馬後效力，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內閣大學士等顯位，並得到太子太保、一等侯爵的榮耀，可謂是清代掌握實權的漢人中享受此等殊榮的第一人。後來在辦洋務、識用人才方麵，曾國藩也有不少建樹。曾國藩評論《三習一弊疏》時這樣講：“乾隆初，鄂（爾泰）、張（廷玉）兩相當國，蔡文勤（世遠）輔翼聖德。高宗聰明天，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詔諭頒示中外，識者以比之典謨誓誥。獨孫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聖德，可謂憂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純廟禦宇六十年，盛德大業始終不懈，未必非此疏裨助高深。厥後嘉慶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進呈。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極，壽陽相國祁雋藻亦抄此疏進呈。……其所雲‘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而所雲‘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亦非絕大智慧、猛加警惕者不能道。”（《曾國藩全集·詩文·鳴原堂論文》）好一個憂盛危明、以道事君之評語，言辭懇切，認識客觀，明了簡潔，切中要害。曾國藩是一位習慣於自我反省之人，多年的錘煉磨礪和研習學問，使他對自己從前“總覺其（孫嘉淦）文氣不甚高古”的看法重新審視，這段話是他在湘、淮軍聯合列強剿滅了太平軍，曾氏兄弟官居高位時說的。曾國藩檢討“餘與沅弟（曾國荃）忝竊高位，多聞諛言。所謂‘三習’者，餘自反實所難免。……不可不預為之防。”這位被後人標榜為封建道德聖人的晚清大學士，敢於承認孫嘉淦所列“喜諛惡直”、“喜柔惡剛”、“喜從惡違”三習，為高位之人所難免，何況人君？不少學者專家認為，曾國藩的湘軍之所以最終打敗太平軍，主帥的作用不容忽視，尤其是他對時局的準確認識和把握、推行的一整套有效宣傳手段、網羅識拔人才的膽略和本領，都是重要因素。
孫嘉淦和曾國藩同為清朝的漢族官僚，兩道疏策的上表時間相距一百多年，都是在新君登基後的較短時間裏以直諫的形式表述各自的政見。前者本著“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的聖人之道，在乾隆登基兩三月間上書，孫嘉淦時為52歲，任左都禦史要職，言事參人為其責權；後者在鹹豐繼位一年多、廣西太平軍起義的特別情形下“直指帝躬，有人所難言者”，此時曾國藩40歲，在兵部侍郎任上。二人上奏折時年富力強，識見高遠，可以說這是他們畢生所寫的最有價值的奏折，也是最能體現他們學識水平的奏折。曾國藩上書的目的在於規勸人君“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孫嘉淦的宗旨則是“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鰓鰓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二折的主觀動機都是為江山社稷打算，為國家興盛計議。在完全人治的專製社會，君王一言九鼎，國家興衰係於王者一身，君主英明則國運興盛，君主昏聵則舉國衰敗，王者之心的端正與否就是關係國家盛衰安危的頭等大事。敢於向皇帝直言進諫且大膽陳述君王德行、闡述治國方略的人無疑是一代忠良，孫嘉淦、曾國藩正是這樣的人。在他們進諫時，早已把個人榮辱安危置之度外。曾國藩的奏疏呈上後，對家人說：“折奏雖多，斷無有似此之激直者，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一個一貫謹慎的人，在國運艱難、內憂外患並舉之際，挺身上書，犯顏直諫，“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而皇上聖德之美出於天亶自然，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驕矜，遂至惡直而好諛，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餘區區之本意也。”（《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元年五月十四日與弟書）因此，曾國藩在《敬呈對德三端預防流弊疏》中，直截了當地建議人君在張顯“敬慎”、“好古”、“廣大”三德的同時，力戒“瑣碎”、“文飾”、“驕矜”三弊，防瑣碎利於廣收人才，宏濟艱難之時；杜文飾則能不尚虛文，識用棟梁之才；戒驕矜便於得人治事，開創太平盛世。一位封建社會末期的官僚，有如此的認識，有如此的忠誠，實屬難能可貴。曾國藩的奏折呈上後，語多切直，得罪了皇帝，經過軍機大臣的求情予以免罪。還有學者認為，曾國藩此折上奏後，“鹹豐帝雖未采納，亦未譴責，僅說：‘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迂腐欠通，意尚可取。至所論人君一念之矜，必至喜諛惡直，頗為切要。’”（蕭一山《曾國藩傳》，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0頁）《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奏上後，曾引起鹹豐皇帝一時不快。不過，最高統治者對曾國藩的這個奏折進行的是冷處理，既不張揚，亦不撻伐。
兩奏折的提出相距一個多世紀，此間百餘年是中國社會變化最劇烈的時期，清朝政府也由盛世開始向衰世轉變，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發生深刻變化，有識之士憂國憂民之心日漸增多，所以兩個奏疏的思想內容和表述形式有所不同。孫嘉淦檢討帝王之心，從皇帝一人言論德行為切入之處，認為君王之心端正與否，根本上決定國家的盛衰。而曾國藩則在奏折中認為，人君不能以一己之心判斷是非曲折，也就是說，近代士人已經對皇權至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戰，特別是嘉慶年間全國範圍的白蓮教起義，以及道光年間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慘痛失敗的現實，使得政府威信大打折扣，曾國藩在奏疏中指出：“自去歲求言，豈無一二嘉謨，大抵皆為‘毋庸議’三字了之，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對最高統治者的為政之道提出疑問。從兩個奏折的內容分析，後者更為深刻，曾國藩在國家危難之際剴切陳述君主之過失，希望人君分黜陟於國人，分憂勞於才智，假如沒有真知灼見，沒有大智大勇大無畏的精神，那是絕對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