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琠又是如何贏得清官的稱謂，如何得到聖主青睞的？吳琠從確山縣令到京城任職的前幾年，正是平定三藩之亂的時期，特別需要一批精明能幹的官員們處理朝政，吳琠就是其中廉能幹練的官員之一，但此時並未受到康熙的賞識。其時朝中有幾個大的官僚集團，如以滿大臣明珠為首，包括徐乾學、高士奇、靳輔等人在內的一些巧於為官、有一定才幹和經驗、但不同程度上有招權納賄形跡；以索額圖為首的滿洲貴族上層集團，爭權奪利的手法比較凶狠；遊離於這兩大集團間的是一批標榜理學、以事功操守取得皇帝信任的人，如熊賜履、李光地、魏象樞、於成龍、湯斌等人，他們是漢大臣的中堅，稍晚一些的吳琠也是這類人物。吳琠在湖北巡撫任上時，嚴明公正，律己愛民，深得百姓愛戴和朝廷賞識，在裁兵之變以後，以自己的膽略和才智，創造了一個寬鬆安定的環境，他的操守才能開始被康熙認識。在他任左都禦史期間，並不以彈劾他人為能，而是把養廉正己作為行動準則，日後為刑部尚書，執掌生殺大權，處理刑獄慎重公平，薦引多為賢能良吏，吳琠生前康熙皇帝六次禦書褒獎，在他死後，翰林院上表祭文，康熙看後覺得不很滿意，認為“大學士吳琠好處甚多，”敕令改撰祭文。“潔己奉公，正身率屬，總綱憲而豐裁卓立，掌邦禁而讞獄持平。”這段話可以視為康熙皇帝乃至曆史對廉能公正的高官吳琠的客觀評述。
吳琠這位山西籍的一品大員，之所以能起家外吏位極人臣，成為一代清官好官，這有多方麵的原因，比如清初社會需要穩定，經濟需要發展，康熙皇帝本人對維持統治的認識以及皇帝卓越的識人用人本領，但也不能排除環境對他們的影響。不論是出任偏僻小縣的父母官，還是位居總督尚書，每每都是勤於政務，忠於職守，外放不帶家眷，出門不納小妾，從不接受饋贈，能夠體諒百姓的疾苦，自身也保持著儉樸的生活作風，這對當地民風的轉移很有益處，這也是生前死後都能博得百姓愛戴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他沒有留下更多的文字東西，不能說不是個遺憾。吳琠去世三百年，幾乎少有人對他有過多少研究。上個世紀90年代初，由我的導師江地先生主編出版了《吳琠文集》，我與師兄弟參加了文集的點校，對這位曾經有過很好政聲的曆史人物也算是一種宣傳吧。然而，與同時期的政治家們相比較，吳琠對後人的影響力似乎稍遜一籌。
第四（節） 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1683-1754），山西興縣人。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任國子監祭酒、左都禦史、直隸總督、湖廣總督和刑部、吏部、工部尚書等要職。起自微末，成於建言，一生勤學問、重政績、察民情、講實話，以直諫之名蜚聲朝野。與多叩頭少說話、報喜不報憂、竭盡巴結討好之能事的權貴不同，孫嘉淦不求平穩做官，不求邀功居寵，一生恪守說真話辦實事的信條，保持廉潔奉公、勤政愛民的本色，在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初臨大位。孫嘉淦在乾隆登基的兩三個月之間，由河東鹽政兩遷至都察院最高長官左都禦史之職。此時的清朝，國運昌盛，四海升平，但封建國家所暗伏的基本矛盾已是蓄勢待發。作為最高統治者的乾隆皇帝是沒有這種危機感的，朝中庸碌顢頇的大臣更是忙於阿諛奉承。但是，孫嘉淦清醒地看到了盛世下的危機，他認為：“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陰極盛而陽衰，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地，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積重而不可返。”他實際上摸到了封建社會發展的脈搏。因此，他向乾隆皇帝上疏，表明自己的憂患意識，這就是著名的《三習一弊疏》。此奏疏一上，朝野為之震動，官宦競相傳抄。
孫嘉淦沿流溯源，約言蔽義道：“臣本至愚，荷蒙皇上聖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惶悚，思竭一得之慮……竊鰓鰓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行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主之耳則熟於此矣。”也就是說，盛世之主受民愛戴，但也容易因此而養成喜諛惡直的毛病。喜諛惡直被孫嘉淦視作三弊之首，這是因為：“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清史稿·孫嘉淦傳》）君子性直，小人善諛，如果統治者喜諛惡直，則會造成君主遠賢臣近小人的惡果。孫嘉淦認為：國家施行仁政的關鍵在於得人，在人主進君子退小人的一念之差，“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者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在他看來，理政首在得人，要得賢臣就需要統治者有納諫的肚量和對諛美之詞的警惕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