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康熙皇帝與清朝捐官製度
孫嘉淦（1683-1754），一生勤學問、重政績、察民情、講實話，以直諫之名蜚聲朝野。
孫嘉淦認為：國家施行仁政的關鍵在於得人，在人主進君子退小人的一念之差。
《三習一弊疏》通篇不足兩千言，卻深刻地揭示了康乾盛世之時統治者沾沾自喜，開始固步自封的趨勢。具有難能可貴的盛世之下的危機意識。
在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漫長歲月裏，花錢買官的事情曆代都有，然而，清朝以前買官的人數極其有限，手段也大都比較隱蔽，所以對社會的影響不大。封建社會發展到了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日趨發達和封建政權的腐朽沒落，政府對商人階層的依賴性不斷加深，捐官製度就從幕後走到了前台。
捐官成為定製當在清朝初期，然而卻又貫穿清朝始終，形成清代有別於其他封建王朝的一大特點。康熙皇帝親政以後，正是邊疆幾大藩王快速發展割據勢力的幾年，以吳三桂為首的藩王們擁兵自重，大有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勢頭，年輕的皇帝果斷做出鏟除邊地藩王的決定，鞏固大一統的封建國家政權。然而滿清貴族入關不過三十來年，且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導致了國庫財力的極度空虛，朝廷用兵需餉甚多，於是康熙把目標轉向了富有者階層，這就是政府用捐納的方法來解決軍餉匱乏的部分問題。康熙十三年（1674）朝廷頒布捐納詔令，文職捐官由此開始。康熙本擬暫開捐例，以解燃眉，三年之後，有禦史宋得宜奏稱：“開例三載，知縣捐至五百餘人，始因缺多易得，踴躍爭趨，今見非數年不克徘徊觀望，宜限期停止。俾輸捐恐後既有濟軍需，亦慎重名器。帝納其言。”（《清史稿》卷112）雲南等地收複，捐納中止。然而兵事之後，又有西安拯荒、永定河工事宜，捐例再開。康熙五十一年（1712）增置通州倉廒科臣，有奏請再開捐例者，得到朝廷的允準。捐官文職可至郎中道員，武職可至千總把總至參將。康熙晚年，又有青海用兵，當時就有內大臣建議，暫停各途守選，遷補專用捐資助餉者。由此可見國家財力的緊張和一些人對捐納的認可程度。經過一番爭議後，便將捐納作為正途之外的升官製度確立了下來。
清朝中期的雍正、乾隆兩朝，捐納更為頻繁，有常捐，有大捐，常捐隻捐出身虛銜，大捐實授知府以下官缺，一些地方大員在財力不濟時借機開捐，捐納成為科舉正途之外的入仕途徑，弊端甚於從前。時人曹一士對鹽商捐納的批評尤其尖銳：“向來積弊，每有眾商公捐之舉，其實皆非出自商人本心，緣為大吏者，每遇一事，必傳商綱授意，遂爾勒派眾商，勉強從事。究之所捐在此，而所欠在彼，於國家實無裨益。並有奸商借端高抬鹽價，以致閭閻並受其累，所在官司以其方行輸捐，遂任彼所為，置之不問。……司鹽官吏以及地方有司，因與眾商交往親密，稱掣之時，往往任其夾帶，不完課稅，皆稱官鹽，恣意射利。”（《皇朝經世文編》卷50）鴉片戰爭以後，捐納更甚於從前，積貧積弱的清朝政府每遇一事，輒向富商伸手，捐納成為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暫渡難關的主要籌餉辦法，一些富商也乘機加快與官方的勾結，花錢後迅速躋入仕途行列。比如聞名海內外的山西票號有一項重要業務就是代辦捐納，同時票號財東們也為自身及兒孫捐買官職。國內最早出現的票號平遙日升昌票號的財東李箴視就是這樣的一位捐納者，他不僅給自己捐了官，還給死去的父親、祖父以及兄弟兒孫共12人捐納官職；平遙蔚字票號經理毛鴻翽為其家族從父親到玄孫五代31人捐了“將軍”、“大夫”一類的虛銜。類似的捐官當時很多，這裏無法一一枚舉。甲午之戰後，政府財政拮據狀況空前嚴重，捐官的範圍更廣，富商、地主趨之若鶩，顯赫的政治人物背後必有資財雄厚的財東支持，如左宗棠有胡雪岩的慷慨解囊，李鴻章有唐廷樞、盛宣懷作幫辦，這些財東也均因資助清朝中央而授官府道，榮耀一時。然而，捐納的盛行，加快了清朝政治的腐敗進度，也加快了清朝政府的最後滅亡。
總之，清代捐納的始作俑者非康熙皇帝莫屬，雖然捐納製度當時解決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財力匱乏問題，然而它帶來的負麵作用不容低估。
第二（節） 康熙皇帝與清官於成龍
於成龍（1617-1684），字北溟，號於山，山西永寧州人。康熙朝曆任廣西羅城知縣、四川合州知州、湖北武昌知府和黃州知府、福建按察使和布政使、直隸巡撫以及兩江總督等職。史書載，於成龍“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髭髯，精神炯炯四映”。任職兩江時，常常微服私訪，當地官吏“遇白須偉貌者，群相指自懾”。於成龍輾轉仕途20餘年，從七品知縣做到了一品大員，其中的奧秘就在他始終堅持了愛民惜財、廉潔奉公這兩條為官做人的基本準則。於成龍不崇尚華麗的辭藻，也不講無物的空話，一生清貧卻以天下為己任，換來的是百世流芳，一代英名。
順治十八年（1661），44歲的於成龍由副貢舉人授羅城知縣，從晉西北前往幾千裏外的廣西。在這土瘠民貧、百廢待舉、天高皇帝遠的偏僻之地，於成龍始終保持了艱苦樸素的作風。初到羅城時，“累土為幾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吏民從容問疾苦”，雖為一縣之令，卻夏布冬棉，粗茶淡飯，有人憐惜他做官清貧，“間斂金錢跪進，雲：‘知阿耶清苦，聊供鹽米資。’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此？可持歸市甘旨，奉若父母，一如我受也。’”（《國朝先正事略》卷7）在羅城七年間，家人前來探望，羅城人帶上銀兩前去慰問，依然被於公拒絕。如此這般安貧樂道，忠於職守，不以溫飽為念，但求順應“天理良心”，鑽營刁滑者無機可乘，百姓黎民無額外負擔。於成龍為官一任就是要造福一方，招撫流亡，賑濟孤貧，整飭風俗，修建學宮，在羅城建樹頗多。離開羅城時，百姓夾道送別，竟有哭送數百裏之外者。日後，於成龍幾次升遷，屬地百姓每每惜別這位與民同樂同苦的清官大老爺。於成龍到福建按察使和布政使任上時，性甘淡泊，吏畏民懷，大臣、朝使來到於成龍的居室和衙署，隻見“幾案間蛛絲鼠跡，文卷書冊，外無長物”，稱為閩省廉能第一。據《清史稿》載：於成龍體察百姓疾苦，拒絕所有饋贈，去世之後，江寧將軍、都統及其屬吏入視居室，“惟笥中綈袍一襲，床頭鹽豉數器而已。”噩耗傳開，江南百姓“罷市聚哭，家繪像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