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和《論語》是我國最早的兩部係統論述道德思想、道德規範的著作,老子和孔子因此成為對中國政治和文化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楚國老子,在周室衰微、大道不行的時候,隱退鄉間,躬耕授徒,講道論德,弘揚他“清心寡欲”、“無為而治”、天下至柔至堅者莫若水(以“水”比喻道德)的德治思想。老子的《道德經》流傳甚廣,影響深遠。老子認為:“道”是無所不在、至高無上的自然規律,是推動事物運動變化的內在力量,“德”是遵循這種規律而表現出來的外在功能。侯王有德,天下萬物就來歸順;聖人有德,就能避免失敗,避免過錯;庶民百姓有德,就能安居樂業,萬事順意。老子的眼裏,道德的力量浩瀚無際,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道德經》因此而被千古傳頌。魯國孔子,留給後人一部處處閃爍德治思想的儒家經典,《論語》對儒家道德為本思想體係的形成意義更大。孔子特別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強調倫理道德觀念培養,“內聖外王”的道德標準成為千百年來華夏士人生生不息努力奮鬥的最高境界。曾子在老師的啟發之下,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從此,“三省吾身”成為曆代有誌者有為者加強道德修養的最有效方法,孔子的德治思想成為傳統文化的一個核心部分。老子、孔子等人的學說,不僅奠定了中國道教和儒教的堅實基礎,也奠定了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通行不悖的“道德為本”的價值觀念。
孔子曾教導弟子們:“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其中的“君子”,是指在上位者,也就是各級管理者,“小人”則是在下位者,也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孔子認為風氣的形成從來都是遵循自上而下的規律運行,管理者的道德取舍好比勁風,百姓的行為舉止好比小草,風向哪邊吹,草向哪邊倒,社會風氣的好壞,與管理者道德水準的高下有直接關係,所以各級管理者首先必須是以德治國思想的實踐者。幫助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霸主的賢相管仲,是法家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在《管子·牧民》篇中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法家推行治國不離刑賞的政策,同時堅持道德統帥萬物的思想,禮義廉恥為核心內容的道德為本思想,對國家的興衰、個人的成敗依然有著法治無法替代的作用。
秦漢以來,董仲舒倡導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局麵形成,中國封建社會德治為主、法治為輔的政權框架基本奠定,道德品質的優劣成為衡量士大夫的一條主要標準,成為漢代以來國家取士和地方推舉“孝廉”、“賢良方正”的主要依據,成為魏晉以來選拔官員時“九品中正製”的思想基礎,成為統治者治國理政的強大思想武器。雖說道德作用至高無上的觀念在某個曆史時期對中國社會的發展也產生過一定的製約作用,然而其積極的影響仍然是主要方麵。
德治思想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曆史上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曆史上不乏重視德治、實現強國富民國泰民安的偉大實踐者。從西漢“文景之治”的出現,到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再到距今天不算太遙遠的清代康乾盛世,幾個朝代的賢明君主都在弘揚德治思想的大前提下創建了流芳千古的偉業。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為民請命,從不計生死,多次因直言敢諫和斥責朝政被貶被降,在南宋諸多官員蓄妓養妾、敗壞風俗的時刻,針對那些貪占成性、物欲橫流的朝廷命官,朱熹大膽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驚人之說,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企圖喚醒那些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一味追求貪圖安逸的大小官員們的點點良知,由此招來各路政敵的瘋狂圍剿,在“以理殺人”的大棒之下,朱熹被指斥為偽學逆黨,最後在貧病交加的淒涼之中離開了人世。清初康熙皇帝親政後,之所以把朱熹重新請進文廟,之所以在他執政的半個多世紀裏高揚朱熹學說,目的在於向全社會弘揚朱熹以江山社稷以黎民百姓為重的忠君愛民思想,向當朝的大小官吏倡導朱熹的儉樸清廉,實現他天下一統、國泰民安的盛世理想。康熙皇帝之所以對清官於成龍、湯斌、張鵬融等人那般器重,給予他們極高的社會地位和榮譽,比如讓學曆出身隻是副榜貢生“文辭不甚優長”的於成龍,擔任了直隸總督和江南總督這樣的封疆大吏要職,就是為了給滿朝文武樹立一個勤政愛民、廉潔奉公的楷模,就是為了在全社會推廣德治,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對於中國古代道德思想的繼承和借鑒,應抱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科學態度,有弘揚,也有摒棄。曆代統治者們認為:三代以來的王道始終適用封建帝國政治,一個良好的政府應該充分發揮道德的教化和約束作用,最大限度地選賢任能,以德治國;士大夫應注重修身齊家,成為社會誠信與上進的表率。對於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管理者來說,良好的道德是報效國家、服務民眾的首要前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立德、立言、立功成為多數士大夫終身不懈的追求。被近代思想家梁啟超譽為封建社會最後一尊道德偶像的晚清名臣曾國藩說過:“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他認為心向是意誌的體現,是精神的集中,是個人人格追求的境界。曾國藩在一篇日記裏還寫道:“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在曾國藩看來,社會風氣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運動,有學識有厚德有名位的人“登高一呼”,響應者就會如潮似湧而至,由此形成了風氣,形成了潮流,形成了穩定的民風民氣。曾國藩的話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放在近代世界範圍內審視,也就顯示出認識上的一些局限性。18世紀的100年,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迅速,當英、法、德、美等國經曆了資產階級革命後,大都開始用比較完善的法律製度來治理國家,清朝政府還陷在人治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當西方國家開始步入法製軌道的時候,曾國藩等人倡導的以一二人的“心向”陶冶一世民風的德治,就暴露了封建道德說教的僵化和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