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的進步，道德的內涵也必然要經受時代的過濾篩選，道德和法治，相輔相成，相生相形，道德是法治的基礎，法治是道德的保證。道德教化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過程，道德的作用表現在典章製度中，支配著人們的行為，形成人們的習慣，構成人的第二天性。道德必積久而成，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之事。三國蜀主劉備去世前，語重心長地告誡兒子劉禪：“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如果把高尚的道德品質視為個性修養的目標，那麼道德教化的作用恰似隨風入夜的潤物細雨。道德的修養也不僅僅是某個階級某個階層的事情，經書《大學》告訴我們：“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中國封建社會對官員最基本的要求是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但又有誰能說清楚有多少人在金錢的誘惑下走向了不歸之路？二百年前，任大學士長達20年之久的乾隆寵臣和珅，就是在極端奢侈的享樂生活中為自己挖掘了墳墓，和珅被抄家沒產直至賜死的悲慘結局就是從生活失檢、道德淪喪開始的。
“靜以修身，儉以養德”的格言，出自蜀漢軍師諸葛亮的名篇《誡子書》。“儉以養德”包含了儉樸、（節）儉、勤儉在內的良好品質修養，“儉”可以說是道德修養的核心，也是江澤民總書記提出“以德治國”施政綱領對全黨各級領導幹部政治素質的最基本要求，是我們黨反腐倡廉的有效切入點。《道德經》裏有句話振聾發聵：“金玉滿堂莫能守”，“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通過不正當途徑聚斂的財物越多，招致個人損毀的必然性越大，這是被古今中外的曆史反複驗證的真理。明末李自成起義軍大順政權的失敗，晚清洪秀全太平天國政權的滅亡，都給後世留下了腐化墮落失政亡國的血的教訓。
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始終不懈地堅持反對黨內的腐敗，從四十年代全黨借鑒學習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學習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提倡的做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從提倡全黨各級幹部學習焦裕祿、孔繁森、趙雪芳的奉獻精神，到50年代懲處黨內高級幹部劉青山、張子善，90年代末懲處在生活腐化、道德墮落中走向毀滅的黨的領導幹部成克傑、陳希同、王寶森、胡長清之流，中國共產黨向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人民利益為重，絕不與黨內腐敗分子妥協，有決心有能力鏟除黨內腐敗現象，有決心有信心清除黨的機體上的毒瘤。在高舉“以德治國”旗幟的同時，對危及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黨內害群之馬，運用強大的法律武器繩之以法，保證執政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保證執政黨的先進性和正確性。
道德不是空泛的說教，道德的培養要從細微處著眼，從小事上著手，從少年兒童抓起，從領導幹部做起。“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海。”觀念上“失之毫厘”，行為中就會“差之千裏”。孔夫子明確提出“為政以德”的主張，子路問孔子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孔子告知“先之勞之”（身先士卒，吃苦耐勞），子路問進一步該如何做，回答是“無倦”（永不懈怠）。正如孔子在《論語》中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黨的各級幹部應牢固樹立“德在人先，利居人後”的觀念，如此才會有感召力，才會有說服力，才會有凝聚力。共產黨人要堅持“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修養，實踐“知行合一”，說到的就要做到，要求群眾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經商之道講究童叟無欺，執政之道講求取信於民。如此才能無愧於時代的要求，做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