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曾國藩平生有幾大愛好，讀書、寫字、圍棋和用人，並且有著相當的造詣。曾國藩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念凡用之筆，未有十分合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善書者於每用一筆，先識其病，即因其病勢而用之。或筆之病次日又有小變，又因其變症而用之。或者因病成妍，則善於用筆矣。”（鹹豐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好筆隻在善書者的手中才會出彩，而善書者也可掌使不盡如人意之筆作出風格獨特的佳書，橫豎撇捺恰到好處，勾勒點挑都見功夫，篆楷行草揮灑自如，謀篇立意高人一籌。而不善書者即便有上好之筆，也難成一書。用人與用筆有著相通之理。
早年在翰林院時，曾國藩就對高官厚祿者的天下無才說持有異議，認為：“百長並集，一短難容”並不現實，“衡材不拘一格，論事不可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連抱，無因數罟以失巨鱗，”才能發現人才，求得人才。曾國藩對鮑超、李鴻章等的使用就很好地體現了他的用人不拘一格、揚人之長避人之短的人才觀。不論在軍旅還是朝中，曾國藩始終把宏獎人材、誘人日進視作一大樂事，他將用人與下棋、寫字、作文相類比，“即以圍棋論，生而為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者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也；屢學而拙如薑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眾人之習隨之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豈真無馬哉！”（《曾國藩日記》鹹豐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他眼裏，天下事理都有著相通之處，所以他能夠把長期寫字作文下棋中摸索的深奧哲理，融會貫通於他對人才的認識和使用方麵。太平天國戰爭時期，曾國藩的軍中幕僚人才濟濟，這也是湘軍由小到大最終成為足以同太平軍抗衡並取代清朝八旗、綠營經製軍地位的中國近代新式軍隊鼻祖的重要原因。在曾國藩的掌握中，他的人才得心應手，用起人來似乎也表現得遊刃有餘。胡林翼也講過：“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識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馬，得千裏之馬而不識，識矣而不能勝其力，則且樂駑駘之便安而斥騏驥之偉俊矣。”（蔡鍔編：《曾胡兵法十三篇·用人篇》）所以“世有伯樂而後有千裏馬”的寓言才亙古不衰。曾國藩在多年的實踐中得出一個結論，“製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因此，他把陶鑄人才轉移世風作為自己畢生追求的事業。曾國藩無疑是近代中國的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他的用人思想，包括他“善書者……因其病勢而用之”的方法，或許能給今人一些啟迪。
第六（節） 葉公小傳
葉公乃華夏民族婦孺皆知的人物，因了一則好龍的故事遭世人譏諷。有生花妙筆的西漢飽學之士劉向編纂《新序》時用短短八十餘字的寓言，讓葉公成為千百年來國人津津樂道的那位因口是心非受到懲罰的滑稽卑瑣之人。葉公果然就是這個樣子嗎？不盡然也。對早已作古的葉公，本人知之甚少，隻能略作小傳，還其本來。葉公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春秋楚國人。昔時沈諸梁為楚國葉地（葉，古讀shè音，在今河南葉縣南三十裏，葉地是當年楚國伐疆拓土、爭霸稱雄的前沿陣地）長官，時人尊稱其為葉公。就是這位葉公，楚昭王、楚惠王時地位顯赫，戰火紛飛的年代裏跟孔子師徒有過較多交往，於是在奉為經典的《論語》和《春秋左傳》中為葉公記下了寥寥幾筆。
春秋末年，周室衰微，諸侯爭霸，孔子遊走齊魯，遍說公卿，在葉公管轄地停腳，欲通過葉公遊說楚昭王，實施其仁政綱領。葉公於是有機會問政於孔子，得到“近者悅，遠者來”的用人至寶。孔子帶子路、子貢、顏回登門與葉公論道，比如談及孝道時對子告父罪的是非曲直兩人的評判標準截然不同，《論語·子路篇》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葉公看來，父親偷羊兒子告發堪稱正直，孔子卻以父子相互隱惡更合乎情理闡述人情世故。葉公探詢聖人門徒夫子為何種人物，孔子以“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作答。如此這般不親不疏的交往長達兩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