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習一弊疏》通篇不足兩千言，卻深刻地揭示了康乾盛世之時統治者沾沾自喜，開始固步自封的趨勢。具有難能可貴的盛世之下的危機意識。孫嘉淦很幸運。奏折呈上後，得到了皇帝的賞識，奏折宣示朝野，孫嘉淦本人升遷刑部尚書並總理國子監事。但是，封建國家的政治體製使得統治者不可能從根本上避免諛詞如湧的局麵，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也不是靠統治者的“清明”就能徹底解決的。乾隆皇帝雖然接納了《三習一弊疏》，提升了孫嘉淦，但在其統治的中後期，仍然不能自拔地沉迷於“十全武功”當中，他的寵臣和珅也利用他對自己的信任在朝廷中上下其手，加劇了政風的腐敗。到了嘉慶皇帝繼位之時，清朝的諸多積弊開始逐漸顯露了。
第五（節） 清代的兩大名奏折——《三習一弊疏》與《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清代第八位皇帝旻寧號宣宗告別人世，由他的第四子奕貯承繼清帝大位，是為鹹豐皇帝。據《清史稿·文宗本紀》載：道光三十年三月十六日，“副都禦史文瑞疏陳四事，並錄進乾隆元年故大學士孫嘉淦《三習一弊疏》；禮部侍郎曾國藩疏陳用人三事。均嘉納之。”這裏提到文瑞呈遞了奏折，其中提到大學士祁雋藻抄錄了孫嘉淦的名奏折敬呈皇帝，禮部侍郎曾國藩上奏《應詔陳言疏》，講述用人之道。事隔一年，太平軍起義在廣西驟起，鹹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在給鹹豐皇帝呈遞了第七道奏折——《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切指帝躬，有人所難言者”。（《清史稿·曾國藩傳》）。
孫嘉淦（1683-1754），山西興縣人。曆經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曆任國子監祭酒、安徽省和順天府學政、吏部侍郎、左都禦史、刑部尚書、吏部尚書、直隸總督、湖廣總督、工部尚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要職。起自微末，成於建白，一生勤學問，重政績，察民情，講真話，尤以直諫之名蜚聲朝野。用孫嘉淦自己的話說，“屈指生平至壯至老，受恩三朝，聖祖仁皇帝錄臣於單寒，世宗憲皇帝拔臣於孤立，我皇上（乾隆）複大顯用臣於棄瑕取（節）之中，苟有人心，豈忍須臾忘報？”（《孫文定公奏疏·遺疏》）。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初臨大位，國運昌盛，海宇升平。孫嘉淦在乾隆登基的兩三月之間，由河東鹽政兩遷至都察院最高長官左都禦史，地位顯赫，權重勢威，但他不以彈劾他人為己之能事，認定“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陰極盛而陽衰，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地，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積重而不可返。”深諳事物發展辯證規律的孫嘉淦，克盡人臣扞衛江山社稷之職守，義無反顧地為新君奏上端正君心、施行仁政至關重要的《三習一弊疏》，視當務之急莫過讚皇極、正人心，朝野為之震動，官宦竟相傳抄。本著“人非聖人，孰能無過”的前提，孫嘉淦沿流溯源，約言蔽義道：“臣本至愚，荷蒙皇上聖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惶悚，思竭一得之慮……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複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鰓鰓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行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主之耳則熟於此矣。”喜諛惡直被孫嘉淦視為三弊之首，接著他援引事例，論證其餘兩弊，結論是：“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清史稿·孫嘉淦傳》）孫嘉淦明確指出：國家推行仁政關鍵在於用人，在人主進君子退小人的一念之差，“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者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昭示年輕的皇帝理政首在得人治事，除塵滌垢，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