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路通達是康乾盛世政治清明的重要標誌，孫嘉淦無疑是生於盛世顯於盛時的幸運者。閃爍著孫嘉淦道德思想和治國謀略的《三習一弊疏》，通篇不足二千言，卻提綱挈領地將人君應具備近君子遠小人的德性度量以及整飭風紀肅清吏治的道理方法說得非常透徹，不失為防患於未然的長遠之計。在人治維係的封建社會裏，君王一言九鼎，朝綱獨斷，國家安危民族盛衰係於王者一身，至尊者的心術端正與否成為國家的頭等大事，孫嘉淦的用意在於防微杜漸，他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和關鍵，為乾隆當政六十年創建不朽功業提供了可參照的思想道德水準和行為準則。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呈上之後，迅速得到皇帝的賞識，“上嘉納宣示。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乾隆對直言剖析人君德行心術的官員沒貶反遷，無疑是當朝者給予這位視江山社稷黎民百姓為首要大事的人臣孫嘉淦的最高獎賞。清代中葉以來，孫嘉淦的這一奏折多次為朝臣轉抄傳頌，並且成為以後人臣向君王進諫時打出的王牌，甚至被尊奉為清朝第一奏疏傳之後世。與那些多叩頭少說話、報喜不報憂、竭盡討好之能事的權貴不同，孫嘉淦平生坎坷，久負直名，形成了自己“特立孤行”的政治風格，他不求平穩做官，不願邀功居寵，一生恪守說真話辦實事的信條，保持廉潔奉公勤政愛民的本色，雍正、乾隆兩朝，屢躓屢起，寵辱不驚，在那個不朽的時代留下了自己的印跡。孫嘉淦及其《三習一弊疏》將永遠為曆史所銘記。
無獨有偶。號稱清代中興名臣的曾國藩在清代第九位皇帝鹹豐繼位後，也有直言犯諫的“壯舉。”曾國藩在《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中指出：人君倡導敬慎、好古、廣大三德的同時，必須力戒瑣碎、文飾、驕矜三弊，“此三者辨之於早，隻在幾微之間，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為力矣”。曾國藩規勸人君杜絕驕矜之弊，直抒己見，言詞激烈：“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為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執己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為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為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為當，然後為國人皆曰賢。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為明矣。”曾國藩還說：“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棱，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棱，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誠恐一念之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曾國藩全集·奏稿》）可以看出，標榜程朱理學且壯懷激烈、憂國憂民的條陳者，對登基不久的當朝者寄予了厚望。曾國藩的風骨和棱角在這個二千餘言的奏折中得到充分顯示，與此前所奏《應詔陳言疏》完全可以視作其一生對朝政批評最為激烈、對國家得人用人最有價值的兩大奏章，珠聯璧合，相映生輝。拋開此後曾國藩奉命組建並統帥湘軍打敗農民軍一事，客觀地說，曾國藩的人才謀略和輔政思想不乏可取之處，所以他還是得到了當朝者的寬容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