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曆史（OralHistory）現在已成了頗為流行的一個學術詞語，單這個詞語而言，它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亞倫內文斯（AllanNevins）在1938年創意發明的。不過，正如堪稱現代最早搞中國口述曆史的第一人的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所說，內文斯的功勞隻在於發明了這個名詞，若就口述曆史的傳統來說，不論中外，都有兩三千年的曆史了，隻是當時沒這麼叫而已。另一位純種的美國口述曆史專家唐納德裏奇，在他那本《大家來做口述曆史》一書中，也開宗明義地說：“不同於中世紀流傳的口碑故事，人類首次有曆史記載之時，口述曆史便出現了。三千年前，在中國周朝便有專門為史官搜集人們言談的書記。”
事實上，中國的口述史學傳統真是源遠流長。漢字的“古”，即指十口相傳，意思是說古時候的事若非人們口口相傳，根本就保存不下來。像盤古開天地、女媧補天、後羿射日、誇父逐日以及燧人、有巢、神農、軒轅等諸華夏民族老祖宗的神話事跡，都是這麼留下來的。當然，裏麵包含了多少真實的曆史信息，恐怕永遠也無從考證出來了。
由於十口相傳，人多嘴雜，自然會出現口傳的多樣化或豐富性。同時，對其內容是真實還是想象，又難以得到印證。這就讓後來的正史學家們得理不讓人，他們在沒有找到物質性證據之前，是決不相信口述傳說的。
不過，翻開中西方的早期文明史，不論司馬遷《史記》、左丘明《左傳》的記傳、編年，還是古希臘古羅馬的古代史籍，寫作時都大量使用了口述史料。《史記》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尤其是列傳七十篇，曆史被司馬遷寫得如此鮮活。有趣的像《刺客列傳》中的荊柯刺秦王一段：
太史公曰：世言荊柯，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柯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且知其事，為餘道之如是。
可見，司馬遷為了讓後人相信荊柯刺秦的真實性，他說是他親耳聽“公孫季功”和“董生”說的，而此二人是和夏無且大夫出去玩時，是這位秦始皇的私人醫生，親口告訴他倆說，荊柯刺秦時，他不僅就在現場，還用“藥囊”打過荊柯。這段描述或許典型地昭示出，曆史也許就是文史不分的二合一。再像那篇膾炙人口的曆史散文《鴻門宴》，則更是一篇文學經典。因為，除了《史記》，沒有其他的旁證可以考據出，“鴻門宴”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
梁啟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的自序中說：“我國史界浩如煙海之資料，苟無法以整理之耶？則誠如一堆瓦礫，隻覺其可厭。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則如在礦之金，采之不竭。學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貢獻於世界者皆可以極大。”他還專章談到史料的重要：“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複史之可言。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價值。”
“時代愈遠，則史料遺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識所同認也。雖然，不能謂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謂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戰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儕求一滿意之史料，求諸記載而不可得，求諸耆獻而不可得。作史者欲為一翔實透辟之敘述，如《通鑒》中赤壁、淝水兩役之比，抑已非易易。”
如此說來，文學訪談錄其實也具有受訪作家口述史的意味，而作為采訪者，充當的就是“為史官搜集”作家言談的“書記”。其文學的史料記載，或許能為後天的文學史者，在提供“一翔實透辟之敘述”的同時，烙印下作家們不可多得的“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
對於麵對麵的訪談，我一向樂此不疲。我非常喜歡訪談這種富有親合力的對談形式，不正襟危坐當然更好。照我理解，訪談不同於市井茶館的聊天閑扯，與親朋密友間海闊天空的“擺龍門陣”也不搭界，它最好是有話題、帶目的的精神、思想的交流與碰撞，文學訪談要做得深入就更得如此。因為它重在能使一個作家的個體生命，在文學時空的曆史記憶裏蝕刻下無法磨滅的“過去的聲音”。
這裏收錄了筆者在兩年時間裏斷續采寫的對十位作家、學者的訪談錄，他們每個人都在那已“過去的聲音”裏，留下了一隅隻屬於他/她的多元、複雜、深邃的精神世界，至少那裏流露的都是他們的真性情。透過它，或可以追蹤周濤詩與散文裏粗獷剽悍的“胡兒血性”；尋覓繆斯青睞的“鄉愁”以外的餘光中；拷問背負著“文化苦旅”、“行者無疆”的餘秋雨；感受感情型作家女人葉廣芩的細膩；領略張抗抗富有“作”欲的想象力；思考陳丹燕精神上對歐洲原鄉的認知；激賞龍應台陽剛的豪俠與母性的柔腸；讚佩李銀河性學研究上孜孜不倦的學術執著；尋覓劉心武甘為文學邊緣人的散淡心境；向往鐵凝對追求穿越了複雜的單純境界的那份癡迷。
最後，對他們每一位都能熱情而真誠地接受我的采訪，致以忠心的謝忱。
[《生命與創作》，傅光明采寫，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