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朋友們，大家好，今天接受我訪問的是海外華人“女”作家龍應台“先生”。龍先生您好，我想先從這個“先生”的稱謂談起，好像中國人習慣對有身份、有成就的女性稱“先生”，表示對女性的一種尊重。很多女性對於別人稱呼自己“先生”好像也特別的樂意，我最熟悉的台灣女作家林海音先生，她從來就願意讓人稱呼她“先生”。我不知道您在最開始被人稱“先生”的時候，是不是習慣，覺得它有男權的味道嗎？
龍：我倒是對你一開頭的時候介紹我為海外華人女作家挺有意見的，我想，作家就是作家，沒有什麼女作家、男作家。
傅：其實我這是特別刻意的。
龍：（笑……）故意惹我反感對不對？
傅：前麵說一個“女”，後麵一個“先生”，我是以此來引出這個話題。
龍：是，我在海外做演講，譬如說在歐洲，如果有人跟我說話，一開口稱我“先生”，那他大概百分之九十九是大陸的讀者。有兩種人稱我“先生”，一種是大陸的讀者；第二種在台灣，但在台灣隻有中文係畢業的人會稱“先生”。我自己倒是覺得完全無所謂，因為在中國文字的傳統之中，對女性稱“先生”--如果是用現在的女性主義的角色，你當然就可以批判他說：哦，有學問的就一定是“先生”，女性就不能以自己的性別也有學問或者有思想？！我倒是覺得，既然在傳統上，“先生”就等於“女士”一樣，所以我自己覺得這沒有什麼區別。
傅：並沒有刻意地喜歡別人稱您“先生”好還是“女士”好？
龍：對，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傅：您在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的任上，有沒有人稱您官稱，叫您“龍局長”？
龍：都是。
傅：都是叫您“龍局長”？
龍：對。剛開始的時候，我對人們稱 “局長”，和那種因為官位而顯現出來的尊敬覺得挺不適應的。可是漸漸地進入了那個體製之後，我才發現，表麵上看起來他們尊敬的是一個官位，但事實上官位所代表的也就是社會所賦予你的那個沉重的責任。那麼，人們尊敬這個位子上的人，其實就不見得是尊敬你個人，而是說這個位子是一個公器，那他是對於一個公器的尊重。這個公器就承載著一個群體的期待和相當沉重的責任--在我自己沉思，知道了這個之後，也挺坦然的。
傅：您有沒有在別人稱您“局長”的時候，真的感覺自己是一個“官”了？有一點文人氣以外的官氣了？
龍：這個就很複雜。因為，我其實在答應馬英九回台北做這件事情的時候，腦子裏完全一點概念都沒有。我從來沒想過，回來之後，看到報紙的標題叫做“龍應台做官”，還吃一驚：原來這就叫做官。你說自己是不是感覺到什麼差別？我還是承認“局長”這個詞在自己身上，我隻感覺到責任。因為以前做知識分子的時候，即使是寫文章也都是可以快意恩仇的批判的角色，但是一旦你是在工具的這個位置上，就不敢那麼容易說話了，因為你說的東西就會變成事實，蠻可怕的，因此就會變得很小心。這個官位對我而言就完全是責任，至於說是不是變得“官氣”或者其他，那些東西都是末流。
傅：我記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說過：我愛女權主義者。通過跟您接觸，我覺得您是一個很女性化、很母性的、愛心很重的人。不過，您說您是從生下來就不是一張白紙，心靈中打下的是中原文化、中國文化和男權價值體係的這種印記。對這種自身文化背景和女性意識的自覺，對您作為一個女人的生命成長和後來的寫作有怎麼樣的影響？
龍：我覺得對我影響最大的，尤其是在對於女性的自覺方麵，是在我做了母親之後。因為在做母親之前，人是比較自我中心的--我想幹什麼，我追求的是什麼？我要實現的是什麼，我的成就是什麼？但是有了孩子之後，我發現，我必須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一邊。譬如說我要寫作或者是說截稿日期就在明天，可是那個非常脆弱的幼小的生命在你手上，他要等著你去幫他包尿布，他要吃，他生病了，他發燒，那你對這個小小的生命的責任其實遠遠超過你所有的對自我的追求。所以我做了母親之後發現：哦，這就是一個所謂“成熟的關口”，因為連心理學家都會告訴你說：所謂成熟，就是那個自我變得小，而自我以外（可能是別的東西）變得大，因為嬰兒是自我最大的，自我越大是越不成熟。所以做了母親之後，我就發現，我的那個“自我”就完全在一個要重新調整的階段，在這個時候，就迫使我去選擇你作為個人的所有欲望，既然你把人家帶來（孩子並沒有自己要來，是你帶來的那個生命，你必須要負責到底）在這兩者之間有巨大的衝突，加上社會的結構裏，譬如說對男性某種看法、對女性某種看法，這個之間矛盾相當得大。我對女性的這種衝突和這種痛苦都是在做了母親之後的一種發現。
傅：您覺得自己文風的改變，從《野火集》的那麼犀利、那麼凶悍，人們看到的可能是一個厲害無比的龍應台，再到《人在歐洲》、《百年思索》文風上的改變、心態上的改變和您自己做了母親，有了這樣育兒的經曆有沒有關係？
龍：可以說有，又可以說沒有。怎麼說呢，其實讀《野火集》的讀者要把《孩子，你慢慢來》那本書並著看。為什麼呢？那兩本書是同時寫的，讀者會發現寫《孩子，你慢慢來》的那個作者是溫柔的不得了的一個女性，但是寫《野火集》的就是你剛剛說的張牙舞爪的、很厲害的人。讀者以為是一前一後的改變，但其實不是的，它是同一個人在同一個時間做的事情，我右手寫《野火集》，左手寫《孩子，你慢慢來》。是大陸的出版有先後，所以這不是一個改變，是一個人強烈的理性和強烈的感性的同時存在，隻不過《野火集》是我在麵對外在的世界的時候那個冷靜的龍應台，但這並不妨礙我和孩子玩、和朋友玩的另外那個自我。
傅：因為您愛孩子是屬於愛到讓孩子告饒的那個程度？
龍：（笑……）那是我自我解嘲啦……
傅：那麼，您左手和右手同時並舉的話，您是不是有意的要讓讀者接受一個作為女性的母性的龍應台和作為一個犀利無比的社會批評家的龍應台？
龍：我覺得這對讀者是一種挑戰。因為讀者，尤其是中文的讀者，本來在心目中有一種刻板的印象，就是說隻有男性可以寫這樣的社會批評，女性就一定是寫閨秀的文章。當然我不是有意故意要寫什麼樣陽剛的文章給你看，來證明女性如何如何，我也沒那麼無聊。隻不過是自然而然地，我的邏輯的思路那一方麵就出現了比較理性的、冷靜的、沉思的文章，同時我有火熱的感情，這種火熱的感情是用其他的方式抒發，那麼就有別的作品的出現。可能我的文字的呈現就是要打破讀者心目中刻板的印象，事實上你看到很多男性的暢銷作家他也寫的是非常軟綿綿的、溫柔的東西，所以這個邏輯思考能力和性別不見得關係吧。
傅：您在《野火集》的野火“龍卷風”風力最大的時候，卻隨夫去了德國，原因您在書中寫過，您的德國先生事業拓展的餘地和空間在台灣不是很大。您去了德國之後，您覺得那個時候您在德國的空間和拓展的餘地會比在台灣大嗎？
龍：那個時候，沒有那麼多想，隻有想到去歐洲的話可能是為我開另外一扇窗，因為在那之前我對於美國比較認識，但是沒有去過歐洲。去歐洲之前也會以為：反正西方就是西方，美國跟歐洲也一樣吧。我跟我先生到了歐洲，心裏是在想讓我認識歐洲。是帶著這麼一個心情去的，沒有想到我自己的事業會怎麼樣。其實那個時候心裏還有一點悲觀，因為我看早期的在60年代離開台灣的那些作家，包括白先勇，出去了之後--“流亡”，就是一種內在的“流亡”吧。“流亡”的時間久了之後，這些作家其實後來就沒有作品出現了。所以我當時到歐洲去的時候，心裏有一點點的不安：哎呀，我這麼一走，是不是以後也就沒有文字了。當然後來發現文字還是繼續地出來，自己也有一點壓抑，現在如果回頭來看的話，我會很感謝到歐洲那段時間，因為那是真正地為我開了另外一扇窗。而且到那兒之後，真是大吃一驚--原來我們把西方當作一整塊的觀念來看，但是其實歐洲文化和美國文化那個差距之大，不小於中國文化跟西方文化之間的差距，那對我自己又是一個教育的過程。
傅：您那時候用“胡美麗”的筆名寫了很多文章，是對台灣出現的男權意識和男權現象進行批判，那您隨夫赴德，有沒有哪怕是一瞬間覺得這是對男權主義的屈從？
龍：在我隨夫赴德之前，是我先生隨妻赴台。
傅：就是他赴台之後，感到很大的一種苦悶，因為他的事業發展覺得不是在台灣；那麼您跟他去了德國之後，您有沒有苦悶？
龍：有，當然有。因為作為一個漢語的作家，到了歐洲那個環境，是離開你自己的泥土的，所以有我剛剛說過的那種“失根”的危險，“失根”之後你就沒有作品了。隻不過其中有一個差別--我先生是經濟、銀行方麵的，在台灣的時候，他的國際經濟就沒法發展下去了。但當你在是一個作者的時候，你的苦悶其實是創作者在另一種土壤的出現。我覺得這有一點黑色幽默了，所以我在歐洲後來那些文字的出現跟在歐洲的一種苦悶也有一定關係。
傅：您曾經有一個比喻，把在歐洲的那段時間比成一種自我放逐。
龍：是
傅：在離群索居中，在讀書中求得一種思考，這種思考就是孤獨的漫步，盧梭有《孤獨漫步者的遐思》。孤獨的漫步肯定是有益於思想的遐思，但同時這種苦悶怎麼樣解決？您後來的比如說同意接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有沒有刻意地要擺脫一種苦悶、寂寞，來換一種別樣的節奏和樣式？
龍：恩……你說得很好。假定我當初沒有自我放逐到歐洲去，而是在華文的世界裏頭，跟朋友來往很多，時不時又要演講，時不時又要上電視，坐到這兒來座談的話，可能後來發展的文字風格就不會是現在這樣。以前我是對現實的直接批判、直接涉入，到後來其實漸漸的離現實越來越遠，然後進入那個曆史空間。這和自我放逐到歐洲的十三年的離群索居很有關係--因為隻有你離群索居，你才有那樣一個冷的距離；因為你離群索居，你才有充分的時間進入那個曆史的縱深裏頭去思考眼前看到的現象；也因為離群索居和自我的放逐，才造就你一種邊緣人的性格--這些全部都體現在我後來的文字之中。至於說1999年當馬英九到德國來找我，請我回去的時候，是不是為了要離開那個離群索居的狀態？也許有，但是可能不明顯。那個時候會回去，比較重大的原因是對自己的考驗。那個時候我在問自己：龍應台，你對於社會觀察了那麼多年，對於文化的抽象理論寫了這麼多年，當今天這個機會來了，讓你進入實踐的那個場域裏去，你到底敢不敢接受？說不定進入之後，你發現這十幾年來所相信的東西其實都是錯的，它經不起實踐的考驗！那個時候是基於這樣的想法不讓自己害怕。
傅：把它看成是一個向自我挑戰提供的機會？
龍：對，自我挑戰，完全是自我挑戰的原因。而且那個時候也抱著一種想法，就是說：龍應台，你這一去，恐怕最後是身敗名裂。我有那種心理準備。
傅：做好了心理準備？
龍：對對。
傅：您在3年3個月零3天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的任內，作品是寫的少了。
龍：對，其實等於是沒有。
傅：您作為一個局長，經曆政治生涯，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也可以說有很多的政治經曆，這個是“得”；而作為一個文人，安身立命的東西應該是文學作品，這三年沒有，可以說是“失”。您怎麼評價這個得與失？
龍：就文學而言，那三年多完全不是“失”，為什麼呢？有時候我跟馬英九開玩笑說：我進到市政府的時候，我心裏想是我這個文人進入到這個權力的內部來，我是在為台北市培養一個文化市長，我在影響他。但是三年之後我必須承認，他在培養一個作家，他把一個沒有實務經驗的作家丟到那個如狼似虎的實務經驗的操作裏去。當我出來之後，我是得到最多的，因為不但印證了我從前的一些信念，到底是需不需要調整，而且我本來是在一個距離之外看山，他讓我進入那個樹林裏頭去看到每一棵樹，摸到樹皮，看到每片樹葉的葉紋，然後再退出來--那個三年就是我的人生補課。
傅：文學上並沒有吃虧？
龍：（笑）根本沒有吃虧。對。
傅：我知道您特別得喜歡《莊子》，《莊子》中有這樣的思想，意思就是說真文人終身不仕。可以說您做了“仕”，或者說是一種別樣的嚐試。像李敖先生在您當局長之前曾經預言您連三個月都幹不了，但是您很完滿地做完了，劃了一個句號。您最開始毅然決然的接任和最後堅決的辭職，這兩者相比較，心態的變化主要是表現在哪些方麵？
龍：當初毅然決然地接任是抱著一種決心，真的是自我挑戰，也準備去身敗名裂，因為政治很險惡，但是沒有預料到走的時候那麼難。在做“仕”的那三年多時間裏，在台北首先是得到廣大的台北市民非常非常真誠的支持，同時非常難得的是，文化界簡直是牽著我的手走過這三年多。當然，我知道文化界的心理，他們也知道政治的險惡，覺得有一個文化人在那個裏頭做事情，大家都覺得：這簡直就是石縫裏頭一片青綠的葉子，就怕他被踐踏了。在那三年中得到了那麼多的文化界的保護，走的時候，文化界想要留我的那個力量非常非常大，所以走得非常非常困難，那是開始時沒有想到的。那麼，為什麼我還是如此堅決地離開？這個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那個三年之中我自己心裏的打算就是打那個基礎。好像建設一個非常大的樓和花園，無限的美好，但是那三年我做的不過是基礎--把樁都打下去，但是那個工地上還是亂七八糟、橫七豎八的，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可以讓有另一種才氣的人接手了。我自己能夠做的就是那個基礎，因為基礎牽扯到眼光、格局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