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中華五千年啊--您沒有得罪我。
葉：小說一寫出來，我們陝西就有一些男人包括男作家、男評論家把我堵在一個酒店裏要跟我辯論這個問題，說我把男人寫得太壞了。但是我想，從女人的角度來思考，男人和女人是絕對不一樣的。
傅：身為男人，我自己來檢討我自己，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上講，男人可能要比女人自私得多，他們的付出往往是有保留的，女人的付出往往是沒有顧忌的。
葉：所以我說男人是個社會型的人，女人不是，女人是感情型的人。
傅：所以才有這樣一種說法：情感最波瀾壯闊的是青樓女子，她們對愛的那種大痛大悲，好像比日常生活中城市裏的女性來得更勇猛，您覺得呢？
葉：那你說的“青樓女子”可能是過去的“青樓女子”……
傅：當然不是現在的“三陪”了。
葉：是啊，現在的三陪我就不想評論了。
傅：比如像李香君，柳如是那樣的。
葉：是的是的，你說的這是青樓女子的一方麵，但是我想還有更多的，隱藏在家庭內部的那種忍辱負重、含辛茹苦、默默無聞地承受著感情壓力的女子，她們的一生那種悲苦絕不亞於青樓女子，沒人知道，連姓氏都沒有。
傅：她們人生背後的故事也被男權塵封起來，而且一直沒有打開過。
葉：對，我最愛看的是各地的縣誌，最愛看的是貞節烈婦這一段，倒不是我對貞節烈婦多麼推崇，我是覺得她們的背後都是一個生命，都是一個血淋淋的事實。所有的縣誌上就沒有一個貞節烈男，是吧？
傅：我看報道上說您獲得魯迅文學獎，去領獎的時候是穿著一襲端莊素雅的旗袍，顯得特別搶眼。您去領這麼重要的一個獎項的時候，可能是刻意要穿旗袍的，有沒有想穿旗袍行為的本身是要向大家傳遞一個信息，我是滿族女性，我是傳統女性？
葉：是。我所有領獎的場合都穿旗袍，這次領《中國作家》雜誌的獎，實際上是《老縣城》這本書的獎，來領獎的時候，我還是穿的旗袍。北京天很冷，我是穿著我的旗袍上台去領獎的。我想告訴大家：第一，中國傳統女性的魅力，第二，我是一個少數民族--我想我應該為我的民族爭光。
傅：我今天覺得有點遺憾了，你沒有穿旗袍……
葉：本來是想穿，我看外麵太冷了，還有雪。
傅：現在的女性主義者，都在強調女性在社會中的一個保障地位，您覺得目前的狀況下，女性這個位置或者說所處的這個狀態理想嗎？
葉：談到這兒，就是個婦女解放的問題了，這個問題太大了，我想對不同的女性，應該給予不同的分析，我不願意談這個問題，這不是我來談的，應該找下崗工人來談，她們可能比我更有發言權。我很反感成功的女士坐在台上，侃侃而談，談婦女的問題，談婦女的解放，我覺得這都是扯淡。我覺得應該找基層的婦女來談這個問題。
傅：您對自己處的狀態和位置是不是滿意？自己是個成功的女性嗎？
葉：不算是成功的女性，至少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我不算成功，現在獨生子女政策就讓生一個，這一個生了以後，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總處於被動狀態。往往是孩子教育我不是我教育孩子，我寫過一本書叫《琢玉記》，我的女兒叫顧大玉，從孩子一生下來我就要雕琢她，不琢不成器，一個可笑的例子。我這個孩子在國外讀研究生，她元旦的時候回到家來，說：媽，你上網用真名不好，我給你起個名兒吧。我說你起吧，她說：叫鼠老大（因為我是屬老鼠的）她說我愛在家裏稱王稱霸。我說：鼠老大就鼠老大吧。後來她回到日本，我跟她一連機才知道，她叫貓。所以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往往被孩子所教育、所左右--不成功。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很多的獨生子女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他們的家長對他們的關注和教育，應該是一次性成功的，不要像我似的，如果有第二個孩子，我肯定教育好。可是沒有機會了。
傅：家長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不是以主觀目的想教育好就一定能好的。
葉：對
傅：我知道《琢玉記》還有一個副標題叫“我與媽媽的戰爭”，顧大玉可以說是您的“格格”，而您的教育原則是：絕不嬌慣，在她小的時候，也非常嚴厲，訓她打她，她大了以後倒並不因此而怨恨您。在她成長當中，您這種教育形式會不會給她帶來很負麵的東西？
葉：我的女朋友在和我聊天的時候說，葉廣芩，你對這個孩子的形象就是賈政的形象：讓孩子念書、走正路、一天到晚教訓，很少跟孩子抱啊摟啊（我沒有這樣的性格）。我想對孩子要求這麼嚴格，她將來一定能長成一棵大樹。但往往事與願違，她好像不成功--雖然現在讀了研究生，準備考博士，這究竟算是成功嗎？我在問自己：成功究竟是什麼，難道她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工人就不成功了嗎？關鍵是教育孩子怎麼做人，怎麼承擔社會的責任問題--這是一個大課題，也是父母麵前的重要問題。
傅：現在有一個社會價值觀的問題，好像做一個工人不能說就成功。但做一個工人並不意味著他的人生是失敗的。
葉：我的孩子最近談戀愛，談了一個自費大學的大學生，在外麵打工，也沒有一個正當的職業，比她年齡還小，我想這有點不門當戶對。她馬上要讀博士了，將來怎麼對話，這個男孩這麼漂亮，又比她小，將來會不會把她蹬了？你這麼強有力，這個男孩反而不是很優秀，那將來的家庭生活中男人處於一個女人的陰影下，長期下去，會不會變態？會不會產生一些做法、想法？作為母親來說，是考慮的非常多的。但孩子不考慮這些，她有愛情就夠了。你給她講是講不通的，如果你攔阻她，可能事與願違，更促進了他們的感情。我想作為母親，該說的說了，孩子你怎麼走自己去走，有些經驗靠語言是無法傳遞的，要親自體驗一下。
傅：從書裏看，似乎大玉覺悟了，從原來的“有愛就成”到談朋友更複雜的一種要求，比如說經濟的狀況怎麼樣，學習的背景怎麼樣，家庭的情況怎麼樣。我看書裏麵大玉也講到了，這是他自己戀愛的一種經曆，戀愛就是人生的一種經曆，經曆多了，對人生的看法自然就會發生變化。
葉：但一旦陷入愛河當中，條件什麼都沒有了、都不考慮了，這個階段是必須要走的。
傅：這也可能是中國父母特別容易麵對的一個問題。
是，每個人都要麵臨這個問題。
傅：他們希望孩子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恨鐵不成鋼……您教育這個孩子，我就感觸特別深，比如說逼著她學琴、上英語班之類，她非常反感，九歲的時候還離家出走一次。如果讓您今天重新做一次母親，審視自己以往教育子女的方法，您還會采取這樣的方法來教育孩子嗎？
葉：我至少不會那麼逼她，在學習上、在其他事情上不會那麼逼她，她願意做就做，你不願意做我不勉強你。可是當時沒有這種覺悟呀。你一定得好好念書，一定得考上大學，都是這種想法。也是一種誤導吧。我的孩子念英語，因為我不會英語，我讓他念，站在陽台上念。我住在交大，周圍不是博士生導師就是教授，誰都能聽見，所以她就天天給我念英語--結果英語考試得兩分。我跟她爸說：你還是英語係主任呐，你丟人不丟人？他大大咧咧說：還能考兩分？我一去問，是沒答。怎麼會不答呢？每天我逼著她念英語，後來一問，是孩子把書丟了，念的都是前兩年的書，騙我。就是她不願意學，硬逼著她學，產生了那麼一種逆反心理。如果在重新教育的話，因勢利導吧，就不會那麼嚴厲了。但當時，一頓臭揍是免不了的。
傅：您的青春期是在女中度過的，女一中。到了您女兒這一輩，早就男女混校了。
葉：是。
傅：社會上很普遍出現的一個現象，也是父母們很頭疼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早戀問題。您怎麼看待女兒的早戀問題？
葉：這種現象太普遍了。在初中、高中現在好像沒有哪一個班沒有這樣的事情。作為一個母親來說，我采取的政策是內緊外鬆，表麵上對顧大玉早戀的問題不太在乎，甚至於我還開玩笑地跟她說：顧大玉，你看門口賣豆腐腦的，我每天去喝豆腐腦，賣豆腐腦的那小夥子長得也很漂亮，每天我去，他也認識我了，給我多擱點蔥花、調料、香油，還挺會來事的，幹脆咱就選他當女婿，你嫁給他得了，再去吃豆腐腦連錢都不用交了。我女兒也說：那你看看他去，給我提提。過幾天我又跟她說：顧大玉這賣豆腐腦的不行了，賣豆腐腦的媳婦來了，抱著孩子在那兒幫著收錢呐。她就說：那你看看那個賣油條的行不行……就是這種狀態，我覺得很好。可我的心頭揪著呢，哪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母親不擔心？我很注意。我們住在三樓頂層，下班的時候我看見我們的樓梯上用粉筆寫的暗號，在這兒寫個B，畫個圈，明天又畫個什麼字又畫個圈，我就想這肯定是顧大玉給小男生留的暗號。然後我就問顧大玉：顧大玉，你給小男生留的暗號是什麼意思？她說：不是我留的。我說：你說謊話，從一樓到三樓有學問的就你一個，小孩還有個上托兒所的，托兒所的那個孩子不會在三樓寫B、寫什麼的，不是你是誰？她說就不是我！當時我就很生氣，就拿塊抹布把所有的暗號都擦了。後來隻要她一上學，我就在後邊跟著，隻要發現那個暗號就都給擦了，我就想我要斷絕你們的聯絡！有一天有人敲我們家的門，一個小夥子，他說：樓上這些粉筆字的記號都是你擦的？我說是啊是我擦的啊，誰寫的？他說我寫的。我說你是幹嗎的？他說我是送廣告的，我每天送到三樓得做記號，人家檢查我，我確實送到了，你給我擦了算怎麼回事啊？……就是說，那樣的一種警覺，作為母親是隨時隨地的，但是這樣也是防不勝防。
傅：您有沒有覺得自己的這種謹慎過於敏感了，作為母親來說？
葉：可能是敏感吧，但是我相信所有的母親都會這樣甚至於比我還敏感，不管是男孩的母親還是女孩的母親，比如說翻抽屜，我相信很多家長都翻過孩子的抽屜，悄悄地翻。但是孩子們還是知道。我女兒就在抽屜裏給我留了一張字條：不許你亂翻我的抽屜。後來就不翻了。但是那種擔憂還是存在。不擔憂反而不正常了。
傅：聽說您在陝西插隊的時候，也有好心人為您熱情介紹“根正苗紅”的對象，有這回事嗎？
葉：當時我正受苦受難，帶著“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在農場勞動。忽然有一天拖拉機手要給我介紹一個對象，是西安市的一個翻砂工，他說翻砂工祖孫三代都是工人，你嫁給他，你的問題就可以清了，就不會老“提”你了。當時我覺得這也是我的一條出路，我就非常積極，希望這個事情能成。當時那個女同誌給我介紹說，翻砂工在西安市每月的工資是四十幾塊，大概比別人多六塊錢，因為他的工種特殊，你將來嫁過去以後馬上就能當家，當家的權力都交給你。那個工人隻有一個母親，她癱瘓了，需要一個兒媳婦，這個兒媳婦需要善良、脾氣好、還懂點醫、能管家務。我心想這不是找保姆呢嗎--但是就這樣我還非常的願意，希望能通過婚姻來改變我的情況。當時那個拖拉機手回去以後就把情況給對方說了，我還死等，不斷問人家願意不願意。當時拖拉機手說：哎呀，這個大事嘛人家全家也得商量商量……其實是一種推脫之詞，我還一頭熱呢，就是這樣，人家還看不上我，覺得政治條件太差了。
傅：人有時候很怪，越是痛苦的記憶就越是彌足珍貴，特別是1968年您離開雙目失明身患絕症的母親到陝西插隊，您今天回想起來，給您留下的是怎樣一種記憶？
葉：那是非常淒慘的，我當時決定到陝西去，我母親臉上長了很多瘡，當時她是青光眼，已經雙目失明，什麼也看不見了。我拿著十塊錢領我媽去看病，醫生把我留在房間裏，說你知道你媽得的是什麼病，我說不知道，他說她得的是亞奇性播散性紅斑狼瘡，已經沒有多長時間了。但那個時候我已經決定要走了，我還有一個14歲的妹妹，當時讀初中，家裏隻有我們三個人。就是這樣，我也沒有理由留下來。走的那天我就去跟我母親告別，當時老太太躺在床上，臉朝著牆，我說：媽我要走了。我母親一聲沒吭，甚至連動都沒動一下。後來我又說，媽我要走了。這個時候我妹妹就把我給拉出來了。我就在這種情況下上了火車，當時車上的人都有親人來送，我是什麼也沒有，身上隻有幾塊錢。我妹妹說你中午飯怎麼辦啊？我說：沒事就不吃了。她就下去拿出兩毛錢（那時候火車站買燒餅是不要糧票的）買了一個燒餅，想從車窗給我遞上來，就在她買燒餅的時候，火車開了。她回頭一看火車已經走了，就舉著燒餅在站台上追這個火車。我就看著她一邊哭著一邊喊著舉著那個燒餅。那個景象我這輩子也不會忘記。就這麼離開了北京，一別就是三十多年，從1968年到現在，後來我每當到火車站的時候，心情都非常非常不好，就是今天，我也是極不願意坐火車、到火車站去，因為一到那兒就想起自己當年的情景。到了陝西以後很快就成了“現行反革命”，被弄到農村去了，非常的冤枉非常的無辜，當時是覺得蹂躪太大了。等有了一把年紀了，到了今天，我才覺得這的確是一筆財富，沒有這個坎坷，成為一個作家是不可能的。我記得從維熙說過一句話：生活和命運把誰蹂躪了一番以後，才會把文學給你。確實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