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我們都知道您是一個社會學家，但是大眾好像對於社會學到底是研究什麼的學問不是很清楚，好像作為一門學問的它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我想問您社會學到底是研究什麼的？您是在什麼機緣下開始研究社會學的？
李：社會學，簡單地說就是研究社會，研究人群。社會說起來有很多方麵--比如說有的人研究社會理論、有的人研究社會結構、有的人研究各種社會問題。我研究的就是婚姻、家庭、性別和性。如果說起機緣，當初怎麼進入這個行當哪？實際上我大學本科學的是曆史，但是我不太喜歡曆史。1979年，我後來去上學的美國匹斯堡大學的社會學係主任到中國，來辦一個社會學的夏季講習班。從五十年代開始院係調整……
傅：好像五十年代大學都取消了社會學係。
李：取消了，取消了，整個就斷了。到1979年這第一個夏季講習班才算恢複，我有幸參加了這個講習班，當時就感覺特別地喜歡，特別地喜歡社會學。後來我就跟係主任聯係去美國專門學了社會學，在他們匹斯堡大學社會學係專門拿的社會學博士學位，回來以後就在中國作社會學研究。
傅：我看您文章中提過您喜歡涉足某一個領域，往往先出於對它的好奇，如果沒有好奇心絕對不從事研究，當然不是說好奇了肯定就作研究。您研究社會學是不是開始也抱著一種很好奇的心理？
李：應當說是。最原始的動力應當是好奇心。福柯有一次也是在講，他做所有的事情、做所有的研究也是出於好奇心。如果說一件事情不能引起人的好奇心，或者是沒有什麼意思，我就沒有研究它的動力。
傅：好奇的興趣都沒有，肯定研究深入不下去。
李：對。而且你也不可能有那麼持久的願望和興趣去搞清楚它。
傅：我本人是搞現代文學研究的，知道做學術的艱辛，您這十幾年做社會學下來給您最大的感觸、最深的感觸是什麼？
李：我覺得還是挺有意思的。應該說碰到這樣的問題，有時候我感興趣的問題會被人覺得很不重要，比如說我研究同性戀，就有人覺得好像有一些更重大的問題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是不是太小了？或者它涉及的人群太小了？後來我想，比如說一個動物學家，研究大象的人就比研究昆蟲的人研究題目更重要嗎？對吧？我想這個跟我的境遇、遇到的問題差不多。
傅：您研究的群體很小，人數很少，但不意味對研究社會學的價值和意義低和小。
李：對。比如說同性戀吧，在國外那簡直就說，同性戀這個專題在大學的圖書館裏專著就會占整個書架的幾個書架這樣的，在咱們中國幾乎就沒有，社會學對它一本專著都沒有，就是有一點記者寫的報道什麼的，應該說它是絕對夠分量的，絕對夠重要的一個問題。
傅：提到您的研究，躲不開一個字就是性，不管是同性戀也好、還是虐戀也好，您好像都稱它是一種亞文化現象。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一涉及到性這個話題好像都是上不了台麵的，那您當初做這個研究並且最初有成果在媒體上也好在雜誌上也好發表的時候，有沒有嚇中國人一跳，怎麼李銀河研究起性來？
李：反正有人說，大概恰恰她這樣的人才能去研究，因為她太……，至少是從行為上說恰恰是那種挺古板的一類人。當然大概人們也會比較意外吧。
傅：您自己分析一下您怎麼會給別人造成這麼一種印象？
李：因為我的行為、我的選擇、我的價值觀、我的生活方式確實還是比較傳統的，一點都不前衛，大概隻是這個可能應當算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吧。
傅：是一個生活觀念很保守，甚至是很陳舊的一個學者，在學術上跑到前衛的角度和方向上去了。
李：對。其實我的生活方式可能一點也不前衛吧。
傅：您覺得在中國研究性學、研究同性戀的現象在學術界還處在相對保守的狀態嗎？或者說比以前有一些新的學術上突破了？
李：我覺得能夠投入這方麵研究的人都是相當開放的，觀點上我們也都差不多，比如說在修改《婚姻法》的時候那些爭論，關於要不要去讓警察抓奸，懲罰婚外戀之類的，大家的觀點都差不多。但是，問題就是真正投入這方麵研究的人很少。
傅：目前國內研究同性戀現象、或者說研究性學的學者隊伍大概有多少人？
李：很少、很少吧，就很少的幾位。
傅：那可以說，我們在學術上這塊領地還相對是薄弱和很保守的。
李：對，就是。
傅：那您覺得未來會有一些好的拓展嗎？
李：我覺得現在起碼學生們有一些對這個是感興趣的，也會有更多的人進入這個領域吧。
傅：您覺得這種相對保守會不會跟人們普遍腦子當中還有更多的傳統觀念有關？
李：對。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反“性”，有這麼一種氣氛，就是對性這件事基本上是否定的，所以才會在很多問題上困難重重。比如說安全套進大學都會引起一場爭論，把懷孕的大學生開除，也引起好大的爭議。我覺得所有的事之所以思想理不順，就是因為對性基本上大家有一個否定的態度，就覺得這是一件壞事、是一件醜事。可實際上如果你換一個角度，在觀念上對性比較肯定，把它當作好事、自然的事，那麼很多事情、很多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傅：您在學術圈外具有大眾知名度，應該說是源於您是王小波的太太。您自稱是個女權主義者，您在乎別人最先認可您的時候不是作為社會學家李銀河，而是作為王小波的夫人嗎？
李：其實倒是如果從統計上講，有很多人是先知道王小波後知道我的，但是也有一批人是先知道我後知道王小波的。所以我也不太在意。因為蘿卜白菜各有所愛嘛，就是他關注的領域，有的喜歡文學的人就更喜歡王小波；要是喜歡社會學的人看我的書，就比看他的書多。我不在乎這個，我不在意，我覺得無所謂。
傅：您最開始從事這項研究的時候，有沒有受到王小波的影響？
李：反正就是從思想傾向上啊，一些基本上的，比如說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傳統上頭是非常合拍、非常一致的，我們這個立場。這個東西很會影響到我的選題，比如說我為什麼會去研究同性戀啊，這個東西肯定是會互相有影響的。
傅：我記得有學者說啊，性是解讀王小波作品的一把很重要的鑰匙，您認可嗎？
李：反正我覺得我挺喜歡他寫的性，我覺得他寫的性特別坦率、特別幹淨，他絕對不是特別煽情的那種，也不是特別色情的來寫性。他把性當作人的一種生存的狀態來寫，當他寫人的時候，寫人性的時候其中有性，凡是涉及到的時候他都不躲躲閃閃、都不回避。我喜歡他的這種態度、對性的這種看法。
傅：我們現在有些作家身體寫作也好，或者下半體寫作也好，在性上有時候是已經為性而性了。王小波好像一涉及到性方麵就寫得又幹淨又到位。您覺得王小波在性上的這種幹淨到位，有沒有受到您從事性學學術研究的影響？
李：我覺得要說影響，可能有的時候交流得比較多吧，有些看法都是共同的，究竟誰影響誰就很難說了。他是一個邏輯思維特別清晰的人，很多時候，他對事情會有一些明晰固定的看法，而我有時候有個毛病就是，常常在看爭論雙方的時候，我會覺得這邊也有道理那邊也有道理，我不知道個性、男性和女性可能在思維上邊會有一些區別。
傅：在您的心目中小波一直是“浪漫騎士”、“行吟詩人”和自由思想者，您怎麼會給他這麼一個三位一體的定位？當初是怎麼樣的一個印象形成的這麼一個定位？
李：其實我這三個東西的概括是，“浪漫騎士”是指他在愛的方麵，他的生活態度、愛情；“行吟詩人”是指他文學的作為文學家的一麵；自由思想者是指他作為雜文家寫的很多雜文。後來我寫了這個東西，這是我對他主要的生活、他的人生的概括。後來我記得《三聯生活周刊》的朱偉先生總結，他跟我說他覺得我概括得特別好，就是說大概把王小波最主要的幾個特點都概括了。
傅；聽說您跟小波的認識過程也挺浪漫的，能簡單說說你們倆第一次怎麼認識的？
李：其實最早是看到他的小說，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有一個在朋友裏頭流傳的小說叫《綠毛水怪》，當時是寫在一個橫格本上，像一個手抄本那樣傳的小說。一看之下，就覺得有心弦被撥動的感覺，覺得裏麵有一些東西特別的有共鳴。比如說他正好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不著名的一個小說，他對那裏麵寫的兩個小女孩那種情竇初開的那種感覺，他的小說裏頭寫了對這個小說情節的感受、感覺，跟我的感覺就特別接近。後來我就想這個人挺有意思，覺得好像早晚會出點兒什麼事，跟他有點關係。
傅：有沒有想過，過多長時間跟自己有什麼關係？
李：可能反正就覺得這個人挺難得的，能夠碰上這樣能夠共鳴的人。結果後來看小說，小說就是在他和我一個共同的朋友家裏看到的。然後我們就一塊兒去拜訪，當時是去拜訪他父親，他父親是一個邏輯學教授，那時候實際上跟我一塊兒去的朋友，主要是訪問他父親。然後我就留心看了一眼王小波，大概也挺落俗套的吧，跟小說裏寫的似的借書還書。
傅：錢鍾書先生《圍城》裏說的，借一次書還一次書增加見麵的機會。
李：當時他借了我一本書，那時候我在《光明日報》工作。後來他去還書，半路上，他把那個書夾在自行車後座上，把我那本書丟了，挺寶貴的。他上來以後，那是第一次單獨見麵，談了沒兩句，然後他就說：你有（男）朋友麼？當時我正好沒朋友，我就說：沒有啊。然後他就說：你看我怎麼樣？哎呀，當時給我弄得一個非常的目瞪口呆。
傅：這是浪漫騎士的作風……
李：（笑）對，對，對，就是非常率真的這麼個人……
傅：我看您的文章，您提到第一次跟他見麵的時候就覺得這個人怎麼長得這麼難看，他真正吸引您的是他外表之外的才華和有意思？
李：對，對，對，當然了，是，當時覺得哪兒都好，就是長得不怎麼樣，就是這個感覺。
傅：那他跟您好了之後，我記得您在文章中也提了，小波說他發現了一個“無價之寶”，是指您，那您覺得您在他那裏從一開始相知相交相愛，您在他心目中是處於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李：嗯--反正他愛起來是挺轟轟烈烈的……
傅：另外，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問過您，我對這個問題一直感興趣，一直想有機會和您麵對麵說：王小波作為丈夫，在您眼裏是什麼樣的？他和作家王小波是同為一體嗎？或者說有什麼區別嗎？
李：他是個很好的人，很懂得愛，他會做飯，做飯比我做得好，但是不做，都是我做。（笑……）
傅：這好像是男人們的通病。
李：對，他就是利用了這種男權製的這種習慣勢力嘛，然後“壓迫”我嘛。
傅：那在家裏麵，您的“女權”和他的“男權”沒有發生衝突嗎？
李：幸虧就是家務事少，要是多了的話肯定會有衝突，因為我們沒孩子，總共就那麼點事，就做兩個人的飯，沒有占用太多時間，所以還算好。
傅：您兩個人好像是商量好的不要孩子，那您有沒有設想過，假如您有孩子，家庭生活也陷入了比較瑣碎的俗套，這兩個人的家庭關係的處理上還會像您目前跟小波達到的這種情形嗎？
李：一個是我不願意說“如果”，這個東西已經是曆史了，就是沒有如果了。再一個我有一個信念就是說，人所有的，就是他想要的。就是我所有那種平等的關係、輕鬆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
傅：那您想過沒想過，您沒有要小孩，作為一個女人來說她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李：不能這麼說吧，有好多人都沒有小孩啊。那你說沒有小孩一個男人的生命完整嗎？……
傅：是從傳統的男權角度來說，女人還是應該生育的。隻能這麼來理解了。
李：對，這是一個男權的想法。其實在婦女運動的時候好多人最早像波伏娃就是堅決反對生育的，就是你想要去做一番事業就不能生育。當然，後來有好多人是很反對這個說法。
傅：王小波離開您已經七年了，您現在還在每每地思念他？
李：對啊，他經常是--在我的--心裏呀。
傅：他的墓很有特點，而且是您做的，您當初為什麼把墓選在那個地方？
李：這有一個過程，最早有一些朋友說，按照王小波的個性應該把他放在一個深山裏啊，就是一個大石頭上，然後把它鑿一個穴，然後把他放裏麵。那是最好的，那最符合他的那種性格。然後就開始找。要真正把它放在一個野的地方，沒有人管理的是不太現實的，是吧？有的時候人會把它毀掉，後來就開始找、找、找，找到北京的一個什麼陵園，還受了一番教育，我看那兒全都是一排一排的那樣的，旁邊還有一個什麼。完了，這兒有個王小波，我覺得特別不能夠接受。墓地的人還跟我說：我們這兒公安局長都有。那個什麼、什麼，那人家好像跟群眾在一起似的。我就說他怎麼不能理解想稍微有一點個性的感覺呢？後來就找到佛山陵園，佛山陵園是這樣的，也有一排一排的水泥的東西，另外那兒有山，山上有山石，他們答應在一塊大石頭上鑿了一個小洞這樣子的，然後在石頭上刻了五個字“王小波之墓”。當時是一個女書法家給寫的，女書法家--曾輝，我還記得她的名字叫曾輝，他給寫的“王小波之墓”五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