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背景
二十世紀破曉的時候，林風眠誕生了。
一九〇〇年正是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攻陷津京的那一年。林風眠比民國大十二歲；比啟蒙大師梁啟超小二十七歲；較胡適之小九歲；較徐悲鴻小五歲；較張大千小一歲。他成長的時代，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開啟了“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以來最危急痛苦的階段；也是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之初，中國第一流的人才為中國民族與文化尋求出路——廣義的中國現代化運動曆史長程的開端。
近代中國的畫人，有的在苦難的時代中不敢麵對時代社會與文化藝術生死存亡的變局，躲進傳統的堡壘中，蒙起眼睛，捂住耳朵，去做“高人雅士”的美夢，而也有與時代脈搏共振，抱持以創造拯救藝術，以藝術拯救民族前途為職誌的勇者。林風眠就是其中出類拔萃的一位。
少年時代的林風眠便受到“五四”前後新思潮的啟發。認為以真正創造的藝術，來陶冶民眾，來重建人生的尊嚴，來激發同情心，來消除冷酷殘忍及自私……總之，以創造的藝術來拯救腐舊、因襲、僵死的靈魂，中國才有希望。
民國初年是一個愛惜人才，也因之人才輩出，而且惺惺相惜的時代。蔡元培聘請三十八歲的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文學院長），陳即聘二十六歲的胡適為北大教授（一九一七年）。八年後，蔡元培發現藝術界的新星林風眠。一九二五年冬應蔡元培之聘回國任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校長兼教授。雖然林風眠留學期間，在美術創作上表現優異，受到彼邦人士所讚賞，但如果沒有遇到賞識千裏馬的伯樂——蔡元培，以二十五六歲的青年藝術家的身份而能榮膺此大任，得以大展宏圖，實不可想象；而假如沒有像林風眠這樣既有創造的才華，有革新的大誌，又有胸懷與慧眼的校長，不具備任何學位與資曆的齊白石被禮聘為藝專教授，更不可想象。
蔡元培的胸襟與見識，尤其他的美學與藝術論，有了林風眠這樣的知音，並在藝術教育上付諸實踐，才有了從北京藝專到杭州藝專的那一段中國美術教育史上輝煌的時代。
生平回顧
林風眠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即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十月初一日誕生於廣東省梅縣境內山清水秀的西陽堡白宮市閣公嶺村。取名紹勤，為林家長孫。五歲進學取學名鳳鳴。後來自署風眠。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二日上午十時因心髒病、肺炎並發症逝世於香港港安醫院，享年九十二歲。
關於林風眠少年時代，馮葉在《林風眠年表》中說“祖父是雕刻墓碑的石匠，父親雨農先生是畫師並繼承祖業。先生從小隨祖父和父親學習石雕和繪畫。先生曾回憶道：兒時便當上了祖父的小助手，祖父對我非常疼愛，整天叫我守在他身旁，幫他磨鑿子、遞榔頭，看他在石碑上畫圖案、刻花樣。”“注釋1”在李樹聲《訪問林風眠的筆記》中林自述：“七八歲時開始學畫，是以芥子園開頭的，掌握了中國畫的規律，工筆、山水都會畫，學會了中國畫的科班。”鄭朝：《林風眠早期四題》，《林風眠研究文集》。“注釋2”鄭朝：《林風眠早期四題》，《林風眠研究文集》。“注釋3”馮葉在《林風眠年表》一九二〇年條目之中說Cormon教授是當時法國最學院派的畫家。其工作室在當時最負盛名。二十世紀初著名的現代畫家如羅特列克（T。Lautrec）、馬諦斯（Matisse）、波納（E。Bernard）、塞伏西葉（Serusiec）、畢卡比亞（Picabea）等都跟他學過，梵高（Van Gogh）亦曾短期進過他的工作室。耶希斯院長曾到巴黎探望林風眠，並對他說：“你是中國人，你可知道，你們中國的藝術有多麼寶貴、優秀的傳統啊！你怎麼不好好學習呢？去吧！走出學院大門，到東方博物館、陶瓷博物館去，到那富饒的寶藏中去挖掘吧！”“你要做畫家，就不能光學繪畫；美術中的雕塑、陶瓷、木刻、工藝……什麼都該學習；要像蜜蜂一樣，從各種花朵中吸取精華，才能釀出甜蜜來。”林風眠從此更重視中國自己的傳統，以及工藝美術中所蘊藏的無盡的藝術源泉。他也擴大視野，突破細致寫實的範圍，對印象主義及以下的西方現代藝術發生濃厚的興趣。
一九二三年結束巴黎高等美術學院的學業，留學德國的熊君銳邀請林風眠到德國遊學。同被邀請的還有他的同鄉、同窗，一起赴法勤工儉學，在巴黎大學專攻法國文學和美術史的好友林文錚。熊君銳是二十年代留德學生，也是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之一。當時中國熱血青年多有左傾思想，但當熊動員林風眠與林文錚參加共產主義運動，他們因誓為中國藝術運動貢獻畢生而未允諾。
林風眠在德國一年，創作了《柏林咖啡屋》《平靜》以及描繪古代曆史故事，或以雨果、拜倫等大家詠史敘事詩篇為題材的許多油畫作品，還有寬兩米、長四米半的巨作《摸索》。據一九二四年中國《藝術評論》雜誌記者楊錚訪問並目睹該畫所記：“全幅布滿古今偉人，個個相貌不特畢肖而且描繪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隱露於筆底。荷馬蹲伏地上，耶穌之沉思，托爾斯泰折腰伸手，易卜生、歌德、梵高、米開朗基羅、伽利略等皆會有摸索奧秘之深意，讚歎人類先導者之精神和努力。該幅巨畫，僅花一整天時間，一氣嗬成，其速度之驚人，可與魯本斯媲美。”該畫為林風眠留學時期之代表作。一九二四年五月在斯特拉斯堡“中國美術展覽會”上展出，備受讚賞。此巨作與另一作品《生之欲》並入選同年巴黎秋季沙龍展覽。
一九二三年春到一九二四年春這一年間，除了上述大量創作，同時對北歐各繪畫流派有更多了解，並與好友林文錚切磋人生、學問與藝術，互相促進。因為“中國古代和現代藝術展覽”，林風眠嶄露頭角，初識蔡元培，並受到這位文化、學術與教育界的巨人的賞識，促使林風眠回國擔當美術教育的重任，這是他前半生光輝的起點。
與此同時，林風眠一九二三年邂逅德籍奧地利人方·羅拉小姐（Von Roda）。這位出身世家的孤女，與林一見鍾情，一九二四年春同回巴黎結婚。可惜這對戀人隻有一年多甜蜜歲月。秋天羅拉因分娩感染熱病不治，嬰兒也旋即夭折。這是他的人生中頭一遭沉重的打擊。
厄運連連
時代的風雲與個人的命運，大振奮與大災難，大幸運與大不幸，在林風眠的一生中可謂波譎雲詭而悲壯哀豔。八十年代我有幸在香港拜晤這一位隱於市的世紀風雲人物，也是我自少景仰的大畫家，並同他共進晚餐。我所看到的是如同客家農夫一樣質樸土氣而木訥內向的老人，很難想象他曾經是中國畫壇叱吒風雲的大將。
林風眠一生遭逢過人生很難有的幸運，又受過很大的打擊與痛苦。他少年留學，邂逅異國佳人羅拉，春風得意才一年多，愛侶猝逝，嬰兒夭折。後來的妻子“似乎一生無法彌補她的位置。在林風眠的書案上，長久地放著羅拉的照片；半個多世紀後，林風眠重返巴黎，還在尋找羅拉的墓！”“注釋4”
有關林風眠在內地數十年間所受的苦難的記錄很欠缺。據馮葉在《年表》中簡略記載了“文革”時林風眠偷偷把自己的畫毀滅的悲慘故事。“注釋5”水天中在《林風眠的人格美》文中說道：“五十年代初，在對‘新派畫’的大批判暫告段落時，林風眠識相知趣地離開杭州藝專，住進上海南昌路的那座陳舊的小樓，開始了他的退隱生活。……盡管他‘遵紀守法’地過日子，十多年的退避生活仍然以捉進監獄告終。出獄後林風眠離開了傷透他的心的上海到香港離群索居，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邵大箴在《他走在時代的前麵》文中有：
他遠遠走在時代的前麵。我們時代由於本身的局限，給林風眠許許多多不應有的束縛，限製了他藝術才智的發揮，甚至一度剝奪了他的人身自由。……他的許多作品遭受劫難，晚年不得不遷居異鄉。……在林風眠身上又一次驗證了這樣一個樸素的真理：為時代所嬌慣的藝術家很少會成為大師，特別是成為有深刻悲劇精神的大師。“注釋6”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林風眠幾乎在一九四九年之後不久便漸漸失去他在中國藝術界與教育界的影響力；一九七七年改革開放之初他獲準出國探親離開內地之後，直到逝世前的十多年間，他不曾也不想重蹈故土。
假如沒有蔡元培這位“伯樂”，林風眠固然不一定成為王安石筆下的“仲永”，但絕不可能以二十六歲的年紀在美術界一展抱負而光芒四溢。這是林風眠一生最大的幸運，也是古今有才華的年輕藝術家少有的榮幸。蔡元培賞識他、支持他、鼓舞他，並兩次重用他創辦美術學校。林風眠對中國美術的理想與美術教育的抱負，在這一位知音長者的獎掖之下，大展宏圖。
蔡元培在《北大畫法研究會演說詞》（一九一九年，剛好是林風眠赴法的同年）說：“今世為東西文化融和時代。西洋之所長、吾國自當采用。……彼西方美術家能采我之長，我人獨不能采西人之長乎？”林風眠回國之後，先為北京美專校長，後因與當政者不合辭職。一九二七年蔡元培榮膺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之職，聘請林風眠去杭州創辦“國立藝術院”（杭州美專的前身，今為中國美術學院）。在此之前一年，林風眠在北京發表的《東西藝術之前途》中說：“西方藝術是以摹依自然為中心，結果傾於寫實一方麵。東方藝術是以描寫想象為主，結果傾於寫意一方麵。……因相異而各有所長短，東西藝術之所以溝通而調和……”蔡與林兩人在文化與藝術上的思想如此相合，自然惺惺相惜，所以能造就中國藝術教育史上光輝的一頁。抗日戰爭起，林風眠從教育崗位上退下，幾年之後，一九四〇年，平生知己、導師與支持者蔡元培逝世。此後林風眠開始了他孤獨悲辛、飽受迫害的歲月，也展開了他潛心於現代中國繪畫個人創造的漫長生涯。但“隱居”之後，林風眠似乎被遺忘了，直到他重新獲得自由，直到中國藝術擺脫了被視為工具的厄運，林風眠才被視為走在時代前麵的大匠，曆史終於為誠懇艱辛的創造者預備了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