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宏觀去看，中國曆史自十世紀至二十世紀以前，一共隻有過兩次大規模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是北宋十一世紀的王安石變法，第二次就是十九世紀末的戊戌維新。這兩次改革最後都失敗了。王安石改革的失敗反映中國傳統政治體製缺乏自我轉化的能力。戊戌維新失敗，不但再度證明傳統體製缺乏這種能力，而且也把中國帶入一個空前的政治與文化危機。今次我們再認戊戌維新的曆史意義，必須以這雙重危機為視野去下手分析。
大約說來，戊戌維新有廣狹二義。狹義是指1898年夏，晚清光緒皇帝以一連串的敕令推動大幅度的政治改革，這就是所謂的“百日維新”。廣義是指1895-1898年間的改革運動，這個運動始於甲午戰敗之後康有為發動上書呼籲改革，而以戊戌百日維新後發生的宮廷政變結束。我在這篇文章裏所討論的是廣義的戊戌維新。
這個廣義的戊戌維新不是單純的政治改革運動，因為康梁集團從開始就計劃循兩種途徑進行改革運動。一方麵是“由上而下”的途徑，也就是說，希望透過向朝廷上書建言，改變清廷的政治立場與態度，然後以中央政府政令的推行來實行改革。另一方麵是“由下而上”的途徑，也就是說，企圖針對社會精英分子--士紳階層，從事遊說鼓動來爭取改革的支持“注釋1”。由於這雙管齊下，維新運動得以凝聚《馬關條約》後中國朝野上下所感到的憤慨與求變心理，在政治上產生極大的波瀾，在社會上激起廣泛的反響。這些影響，可以從兩方麵去探討其曆史意義：一、從政治史去看，它代表中國傳統政治秩序開始解體，從而引進了一個中國史上空前的政治危機；二，從思想文化史去看，它在甲午戰爭以後，開啟了中國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轉型時期。
一、戊戌維新運動與中國政治秩序危機的序幕
在說明為何戊戌維新在中國現代政治演變中有這樣的曆史意義之前，必須先對傳統政治秩序的定義稍作交代。這個政治秩序是在北宋開始出現而定型於明清兩代，它的核心是由傳統政治製度的兩個結構所組成。一個是始於商周而定型於秦漢初期的“普世王權”（universal kingship），另一個是晚周戰國以來逐漸形成的“官僚體製”。但是要認識傳統政治秩序，我們不能隻看政治製度，因為這政治製度是受著兩種來自製度以外的力量支撐。一方麵它受到傳統社會結構的主幹--士紳階層的支撐，另一方麵它也受到傳統文化體係的核心--正統儒家思想的支撐。後者以綱常名教的觀念為主軸，對現存的朝代政權不一定無條件地接受，但是對於政權後麵的皇權製度則基本上是肯定的。再者，正統儒家的政治社會價值，自唐宋以來已經逐漸滲透入佛教與道教的主流思想，使得佛道二教在其政治社會價值上已經“儒家化”或者“正常化”（normalization）“注釋2”。因此儒家的綱常名教觀念，可以代表整個傳統文化體係的正統價值。總而言之，在明清兩代，傳統政治秩序是皇權製度與傳統社會結構的主幹，以及傳統文化體係核心思想的三元組合。
這三元組合的政治秩序在晚清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重要的是，大致說來，在1895年以前，這衝擊並未撼動政治秩序三元組合結構，隻是導致官僚體係潰墮。這一觀念上的分別對我們了解近代政治變遷極為重要。首先，甲午以前，清廷因應付外強侵略與內部動亂而作的製度改變與調節僅限於行政管理與經濟業務層麵，並未觸及基本政治體製。不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曾有督撫分權的現象出現，但所謂的督撫分權隻是清廷為了應付內亂後的變局所采的權宜之舉。在基本權力上，這些久任的督撫仍然受到很大的限製，並不能與清廷分庭抗禮。關於這一點，劉廣京先生已有極肯要的說明“注釋3”。此外，必須指出的是，中央失控與地方分權的趨勢不是晚清所特有，而是中國變成大一統帝國以後每一主要時期都曾出現過的現象。秦漢帝國晚期的州牧坐大與隋唐帝國晚期的藩鎮跋扈，都是極明顯的例子，而晚清這種趨勢的嚴重性是遠不能與前二者相比的。那時督撫分權隻代表行政結構鬆弛，而前二者則已威脅到當時的中央皇權統治。
同時我們必須注意，清朝中央政府與士紳階層之間的關係，在太平天國所開啟的內部動亂時並未受到影響。最有力的證據是當農民運動在鹹同年間威脅到清朝皇權統治的時候，當時的士紳階層在地方上響應曾國藩保衛傳統政治與文化秩序的號召，招募團練，支持清朝中央政府，而清政府最後之能扭轉危局，鎮壓農民運動，士紳階層的有力支持是一個決定因素。
再者，甲午以前，盡管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已有半世紀以上，正統儒家思想仍然能夠維持其在傳統文化中的主導地位。當時所謂的“西學”的影響大致局限於沿海的幾個大商埠，對於大多數的官吏士紳並無什麼影響。1895年以前，中國的重要書院幾乎都沒有西學的蹤跡，可為明證“注釋4”。同時，考試製度仍然維持它在中國社會與教育上的壟斷地位，使得當時大多數的士紳精英依然生活在朱注四書的思想籠罩之下。
綜合上麵的分析，我們可以說，當時的皇權製度不但仍然與社會主幹保持互相依存的關係，而且也依舊受到文化傳統的主導思想的維護。也就是說，傳統政治秩序的三元組合，在1895年以前並未有解紐現象。
這種情況在1895年以後有著顯著的變化。首先，三元組合的傳統秩序逐漸解紐，普世王權隨之瓦解，接著新的共和政體頻頻流產，中國終於陷入徹底的政治解體（political disinte-gration）。這一綿延三十年的政治危機的起始點，就是甲午以後所發生的維新運動。
僅就1898年夏天的百日維新而論，它代表改革運動已進入清廷權力結構的核心。光緒皇帝在三個多月中所發動的大規模製度改革，是以康有為的《日本明治變政考》與《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為藍圖，而以富強所代表的現代化為目標。表麵上，這些改革仍然維持君主製度。但觀乎康有為自1895年以來對光緒皇帝所作的一連串建言，頒布憲法，建立議會，實現當時所謂的君民共主的理想，也是在改革藍圖之中“注釋5”。易言之，百日維新是隱然朝向君主立憲政體推動，而君主立憲所代表的君主製度之有異於傳統的普世王權是很顯然的。因此，百日維新雖然失敗，但它顯示傳統的皇權體製已在清廷權力結構的核心上受到震撼。
戊戌時代，不但中央皇權受到改革運動的震撼，皇權體製的社會與文化支柱也因改革運動的影響而受到侵蝕。如所周知，晚清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並未有基本的變化，士紳階層在社會上的主幹地位也並未動搖。發生變化的是士紳階層與皇權體製之間的結合。上麵指出，太平天國運動是因清政府與地方士紳的合作而遭到撲滅。此後，地方紳權曾有顯著的擴張，地方行政有好些方麵如團練、教育、社會福利、公共工程，乃至少數新興工商企業均由地方士紳接管，而同時他們與中央皇權大體上仍然維持協調和諧的關係“注釋6”。但是1895年以後，這個協調和諧關係已逐漸不能維持。主要原因是士紳階層，特別是上層士紳之間出現了分裂。在戊戌時代，一小部分士紳開始質疑皇權體製，並公開向其挑戰，引起了士紳之間的思想對峙與政治鬥爭，也間接動搖了中央皇權在地方的社會基礎。
這種情形，以戊戌時代的湖南最為表麵化。湖南自1890年代初吳大澂任巡撫以來，即進行自強運動式的改革，1895年陳寶箴接任巡撫，加快這種局部緩進式改革的步伐。但改革新政仍然是在地方官吏與士紳協調合作之下進行的“注釋7”。1897年康梁的改革思想運動進入湖南，梁啟超攜同一些康門弟子去長沙主持新成立的時務學堂，不但公開鼓吹西方的民權學說，而且時有排滿的種族主義言論，對中國的君統以及清室的中央皇權作正麵的攻擊。他們甚至效法明治維新以前的藩鎮倒幕運動，大膽主張湖南自立，擺脫清室中央的控製。從地方基層，徹底推行改革新政，以為未來改造中國的基石“注釋8”。
同時梁又與湖南士紳譚嗣同、唐才常、皮鹿門等人創立南學會，從思想上進行動員士紳階層，計劃發展紳權以為興民權的階梯。他們動員地方士紳的努力很有成效。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在長沙以及一些其他的州縣，前後成立的學會有13個之多。而南學會在鼎盛時期擁有超過1200名會員。因此，在1897與1898年之交，湖南的改革運動不但有激化的走向，而且在湖南士紳之間，也有擴散開展的趨勢“注釋9”。這是一個極值得注意的現象，因為湖南官紳在十九世紀幾個重要的曆史發展，都是以保守的立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國運動時，湖南官紳以維護名教的立場率先組織起來，變成鎮壓這個運動的主力。其後在1860年以後的三十年間，他們也變成抵抗傳教士深入內地散播基督教思想的中堅，如今在戊戌時代，激化的改革運動居然能在湖南士紳間引起相當的回響，可見當時思想變化之劇。但這回響也很快遭受到思想守舊與緩進的士紳的反擊，形成空前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鬥爭。這些反對改革激化的士紳，一如他們前此反對太平天國運動與基督教傳教士，是站在捍衛傳統政治社會秩序的立場，不但號召湖南紳民起來抗拒思想上的異端邪說，而且呼籲中央與地方政府予以鎮壓“注釋10”。在他們強大的壓力之下，改革運動很快地收場。
湖南改革運動的激化雖然為時很短，但其意義卻極為重大。首先，它代表傳統皇權體製的社會基礎開始出現嚴重裂痕。這社會裂痕在戊戌時代雖然範圍不廣，但卻是一個重要的啟端，在轉型時代逐漸擴大，終於演成傳統政治秩序在1911年以後全麵解體的一個重要社會動因。
再者，湖南改革運動也代表一個全國性的思想對峙與政治鬥爭的開始。由於當時反對康梁思想的士紳不但在湖南，而且在北京以及其他地區，廣泛地呼籲與遊說官紳，引起朝野上下的注意。一時以張之洞為中心的一些官紳，在思想上組織起來，對康梁的改革運動進行思想圍剿。1898年春，張之洞發表著名的《勸學篇》，提出“中體西用”之說。表麵上，他是為自強運動式的改革作一思想的總結與辯護，而實際上，他是認為傳統政治秩序的義理基礎，已因康梁的改革運動而受到威脅，他必須出來重新肯定這義理基礎“注釋11”。因此，張之洞在當時的立場與十九世紀中葉曾國藩的立場頗有相似之處。曾氏在太平天國運動威脅清廷存在之時，出麵呼籲全國士紳為捍衛綱常名教而戰。同樣地，張之洞印行《勸學篇》也是為捍衛綱常名教而戰。所不同的是，1895年以後的思想與政治環境已非40年前曾國藩所麵對的。曾當年所麵對的士階層的內部並未存有嚴重裂痕，因此士紳階層可以很快地響應曾國藩的呼籲而與政府通力合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而張所麵臨的則是一個已經開始分裂的官紳精英階層。因此《勸學篇》出版以後，一方麵固然受到許多官紳的支持，但另一方麵也有同情康梁維新運動的人士出麵反擊，例如何啟、胡禮垣就曾在香港著文駁斥張氏的《勸學篇》。可以說，一個環繞康梁的精英集團與張之洞為首的官紳集團，以湖南維新為導火線，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思想對峙。這個對峙與1895年以前因自強運動而展開的思想論戰不同，後者主要是清政府內部有關洋務政策的辯論，而前者則是攸關傳統政治秩序的義理基礎的論爭，也是中國現代意識形態鬥爭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