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學家早就不甘心隻做沒有意義的描述。在西方，從19世紀的“環境決定論”，到20世紀60年代的計量革命，他們一直在追求對因果關係、普遍規律、存在模式的發現，爭相提出“假說”，力求使人文地理學有一個“科學”的模樣。另外，人文地理學者也還大量參考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把人-地關係的研究主題，提升到人-地-人關係的寬闊又複雜的層麵，從而使大量純粹的社會人文問題成為地理學家的“關懷”對象。人文地理學已經今非昔比，有點兒不像“地學”了。如果還用山脈河流走向、城鎮道路分布的老套子去談論地理之學，那就把今天地理學“看扁了”。即使是大名鼎鼎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在當代英美地理學家眼裏，也隻是早期探險獵奇描述記錄式地理學的殘留地盤，算不上今天美國地理學的窗口。近年來台灣辦的《大地》雜誌也是追隨《國家地理》路子，所以並不是台灣地理學的代表。我們的《地理知識》也是同樣。
人文的東西，主要是指心性、道德、文化、情操、信仰、審美、學問、修養等人的品性，而不是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的製度。那麼，研究“地理”的學家如何去觸及裝在人腦袋裏的信仰、生在人心坎兒上的情操？怎樣把這些東西與“地”掛鉤而令其名正言順地進入地理學家的地盤呢？過去，地理學裏麵有風俗地理一說，專門記錄婚喪嫁娶飲食衣裳等老百姓的“五常之性”和剛柔緩急聲音顏色等地方的“水土之風”。這種“地理”，在我國的《史記》《漢書》裏早就有了。在西方的Anthropogeographic（人類地理學）中更不新鮮。我們對“飲食分布地理”“衣服分布地理”“唱戲分布地理”“婚禮分布地理”“狀元分布地理”“罪犯分布地理”等“研究”也早已看得多了。不過，這類對文化人文的地理處理，還是止於形式，有的依然是器物之學，看不見活突突的心性。作者做的時候隻是耐心的敘述排比，讀者讀的時候多半是一目十行的溜，沒有什麼要“反諸己”的地方，不會像讀小說傳記心理書時那樣常常想：“這說的不是很像我嗎？”
自從“人的地理學”問世，地理學者們開始對人的“靈魂深處”大感興趣，不用說，這也是受了弗洛伊德等那些心理哲學家的影響。地理，不是光“分布”在地麵上，它還別有一副麵貌在活人的心頭。而一個活人在俯首查地理的時候，實際上用得多的不是他的眼睛，而是眼睛後邊兒的腦子。許多東西在眼睛裏常常是視而不見，隻有經過腦子的認可，目標才能最終被“認定”。此外。眼睛所見隻有百尺之遙，腦子裏“想見”的才是他完整的“天下”、他的家園故土或神州大地。在想見這些大大小小的地理的時候，人和人，他和我，夫和妻，父與子又各不相同。假如叫一群人按照他們腦中所想來畫某一個地方的地圖並標上地物，結果一定是一人一個樣。所以，世上誰也拿不出一個百分之百客觀的地理，拿出來的隻能是某某人的地理。因為，地理認知與個人的經驗積累、價值取舍等密切相關。在這裏，不難看到，“人的地理學”首先是把認識論的複雜的一套拉入了地理學中，但不管怎麼樣，這麼認真的討論地理知識的認知問題，在地理學界還是頭一回。
講了認知，就可以講參與，講體驗了。而有了參與、體驗，“人味兒”就出來了，人的想法、情操、審美就來了。在地理學中講參與、體驗，當然不是去讓大家畫地圖，除了那種因人而異的地圖以外，還有兩樣東西有更深的人文意味，更令“人的地理”學家們感興趣，這就是“景觀”（landscape）和“地方”（place）。這兩樣東西都坐落在地上，沾上了“地”字兒，但對它們，要談的不是“分布”，而是“含義”（meanings），以及人對它們的種種感受。
“景觀”一詞建築師和地理學家都曾使用。在地理學界，是德國人首先使用了這個字，表示地上所見到的一切，表意很廣，一度成了“地理”一詞的代名詞。在英語國家，美國的索爾在建立他的文化地理體係（即所謂的“伯克利學派”）時，強調了景觀的文化的一麵，提出“文化景觀”的概念。索爾說，一個特定的人類群體，在他的文化的支配下，在其長期所活動的區域中，必然創造出與其相適應的地表特征。文化地理就是要鑒別與區分不同的文化區域，探索文化曆史，研究人類介入環境、運用環境、改造環境的方式，尤其要研究自然景觀是怎樣向文化景觀轉化的。在這個過程裏，“文化是動因，自然條件是中介，文化景觀是結果”。文化景觀概念的強調，意義在於大地不僅僅被看作是人們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活動的舞台，而也是人類的“塑造”對象。而人類在對大地表麵進行塑造的過程中，不僅僅是尋求功能上的效益，也伴隨著濃厚的審美趣味與價值趨向。也就是說，人們既有利用大地為自己服務的一麵，又有在大地上表現自身的一麵。文化景觀是人的自我表現，研究文化景觀就是研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