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在西方（主要是英語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出現了對文化研究的熱潮，其稱為“文化轉向”（Culture Turn），有評論說，這一發展可看作二戰以來的一次極為深刻的社會觀與政治觀的變化。多種社會學科均將“文化”置於研究的焦點，在有關社會正義、歸屬、認同、價值等問題的研究中，創出一派新局麵。在文化轉向的社會科學潮流中，人文地理學者亦十分活躍，而文化地理學更因時而動，成為最具時代精神的地理學分支之一。
英國地理學家約翰斯頓，在其有名的當代地理學評述著作《地理學與地理學家》第五版中，將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人文地理學發展正名為“文化轉向”，明確列為一章。新近出版的由西方文化地理學驍將鄧肯等人主編的《文化地理學讀本》（A Compan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2004）中，拿出兩章，專門研討“文化轉向”。西方人文地理學中的“文化轉向”以西方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後現代思潮為理論基礎，以所謂“新文化地理學”的崛起為主要代表。一般認為，英國地理學家Jackson與Cosgrove新文化地理學的先聲，提出要注重文化的內部運作、符號生產與價值內涵，進而基於這些內容來考察空間構成、空間秩序、空間競爭。“文化轉向”令本來就相當人文化的西方地理學，向社會人文淵藪中又深入了一層。
由於社會人文的繁盛滋生，社會問題日益多於自然環境的問題，人類社會自身的危機凸現在思想家與學者麵前。早在十八世紀，馬爾薩斯便指出社會問題可能比自然問題更為緊迫。1871年德國的統一，使地理學家拉采爾十分振奮，他將注意力從學院式研究轉到德國的人文現實，研究德國人如何生活。拉采爾並到世界各地考察。十一年後，他出版了《人類地理學》第一卷，又過九年出版《人類地理學》第二卷。盡管拉采爾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用於人類社會，有許多負麵影響，但拉采爾的研究畢竟開西方人文地理之先河，一百多年來，西方人文地理研究一直在強勁發展。
20世紀的前半葉，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人類學研究影響很大，地理學家索爾（Carl Sauer）受其影響，將人類學、社會學的視角引入人文地理研究。以至在用詞上，索爾也喜用area這個人類學家常用的詞，而當時地理學家用得多的是region。索爾後來執教於加州伯克利大學地理係多年，在他的帶領下，逐漸形成了極具文化特色、曆史特色的“伯克利學派”。一般說，西方成熟的文化地理學，就是從美國伯克利學派開始的。（而20世紀後期的“新文化地理學”也是以挑戰伯克利學派而產生的。）地理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攜手，拓展視野，更新視角，吸收相關理論，不斷豐富自身的內容，這是西方人文地理學持續深入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隻要翻看一下約翰斯頓編輯的《人文地理學詞典》[注釋1]，就能發現西方人文地理學的概念陣容相當寬，許多重要的社會科學的基礎概念、前沿概念，在人文地理研究中都有所借鑒。
伯克利學派采用的文化概念，是在否定環境決定論的背景下（索爾批判的對象是自己的老師森普爾女士與當紅學者亨廷頓的觀點），借鑒了人類學家的“超機體”（superorganic）文化概念，將文化（而不是自然環境）看作控製人類行為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一種穩定的力量。在文化、環境、人三者的關係上，文化是動力，人是行動者，環境是改造對象。文化的存在先於行動的人，這是伯克利學派研究的前提。這種文化概念，其實也是傳統的對文化的理解方式。英文culture（文化）一詞，其拉丁原意是“栽培”“養育”的意思，人有了culture，就是受到了培育、教養。所以早期人類學者表述的文化概念常有“超機體”的味道，如：“文化有它自己的生命，受著它本身的原則以及它自己的法則所支配。幾世紀以來，它懷抱每一代剛出生的成員並將他們塑造成人，提供他們信仰、行為模式、情感與態度。”（懷特）在這類文化概念中，有很強的文化決定論色彩。
以一種既定的文化為參照，或以抽取文化特征為第一步基礎工作，然後考察人--按照文化原則行動的人--如何改變了自然景觀，而創造出相應的文化景觀，是伯克利文化地理學派主要的研究套路。因受早期人類學的影響，索爾本人的文化地理研究對象主要是非歐洲文化區，且重農村輕城市。索爾的學生逐漸重視“美國文化”，對美國本土文化景觀進行了比較係統的研究，其綜合成果以《美國文化地理》一書為代表。此書作者澤林斯基（Wilbur Zelinsky，索爾的學生）明確表示，他采用的是“超機體”文化概念，並刻畫了“美國文化”這個超機體的特征：1.強烈的、幾乎是無政府的個人主義；2.視動態與變化為最高價值；3.機器主義的世界觀；4.盡善盡美主義兼救世主。澤林斯基從這幾個方麵著眼，分析了美國文化景觀的特色。
20世紀20-50年代，是美國文化地理伯克利學派的興盛期，影響很大。索爾本人也曾當選美國地理學家協會主席。對伯克利學派（英文地理學文獻中也用索爾名字的變體Sauerian指稱這個學派），在回顧西方近代地理學發展的著述中，總有大段評論。20世紀初的地理學界，對學科性質的理解依然含混不清，而索爾倡導以文化景觀為研究對象，很清楚明白地確立了地理學的一個人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