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考工記》講了一段怎樣“營國”（修建都城）的話：“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市朝一夫。”現在，許多講中國古代城市史的人都引證這段話，異口同聲地說：中國古代的都城就是這個樣子。這個看法相當深入人心，好像已經沒有辦法改正了。
吳良鏞先生早就說過，這不過是中國古代的“理想城”。也就是說，《考工記》講的東西，是掛在嘴上、畫在紙上的，不是建在地上的。考古學家已經發掘研究了幾乎所有中國古代的名都，絕大多數都城都不是《考工記》說的那個樣子。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古書記載的不都是事實，還有思想，不分清這兩者，就會把紙上的當成地上的了。
最近讀了陳方正先生的新書《繼承與叛逆》（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見古希臘睿智哲人的一番作為，又對地理學思想的問題生出一些感言。世界是物質的，也是思想的。在地理學的敘述中，乃有兩個世界。
在古希臘，一班思想家們以及古代科學家們在哲學、數學、天文學的推動下，於數理地理學方麵成就很大，對此，幾乎在所有的地理學史研究中，都有甚高評價。數理地理學描述出一個數字地球，有周長，有經緯網。在上古時代便有這樣的認識，的確令人吃驚。數理地理學的成就，按方正先生的看法，屬於早期“科學革命”的成果，涉及人物包括柏拉圖（地圓說）、亞裏士多德（地圓說證明）、埃拉托色尼（地球周長測算）、托勒密（經緯網係統）等。地理問題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如此之高，牽涉人物如此之大，恐怕這是唯一的一次。方正書中自托勒密之後不再談及地理問題。
古希臘人的數字地球觀，決定了古希臘的地圖繪製方式。古希臘地圖傳統的最高成果體現在托勒密的地圖上，在托勒密的地圖上所呈現的是一個經緯網絡與現實海陸分布疊合的世界。需要注意到的是，經緯網絡在那個時代並無實際用處（如今天這樣的航行定位功能），它是一個純粹抽象的係統，於政治經濟幾乎沒有什麼關係，它是科學的、數學的、均質的。遵循柏拉圖的思想，均質世界是理想世界（所以大地應該是均質的球形），以這樣的理想原則反觀淩亂的現實世界，現實世界當然是一個問題世界。柏拉圖認為世界在逐漸變壞。
數理地理學似乎向人們揭示，世界秩序中有一個幾何學的本質，現實地理現象是淩亂的，若沒有這個嚴謹的幾何秩序，世界幾乎無法認識。“萬物皆數”，即數目是一切事物的本質，經緯係統或可看作這個畢達哥拉斯學派思想在地理觀上的反映。在這個意義上說，經緯係統比現實海陸係統更接近世界地理的本質。經緯係統（以及依照這個係統分布的事物，例如溫度地帶）代表著本質世界，而海陸山川的錯綜格局是表象世界，這就是古希臘人的兩個世界。
很可能是受到數理思想的影響，古希臘人重建被波斯人焚毀的米勒都城時，設計了街道正向直角相交的均勻的方格網（grid）形態。設計師希波丹姆（Hippodamos）因此號稱“城市規劃之父”。城市平麵規劃對grid的使用，古希臘和古代中國最有成就，但中國的城市方格網是求方，求正，似沒有嚴格的數字內涵。數學本是實踐活動的需要，但漸漸獨立為解釋理念世界的語言。中國古代對數學的應用，與古希臘的數理不同，希臘的具有科學屬性，中國的則融合哲學。
任何發達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兩個世界，理想的與現實的，或稱為應然世界與實然世界。古希臘的數理世界在理想屬性上十分極端，我們或許覺得它太形式化，沒有什麼具體的地理內容，不便稱其為“世界”。但數目，在古希臘哲人思想中，不是形式，而是實質。基於這一思想背景，稱其為“理想世界”並非全無道理。當然，在理想世界觀上，希臘人除了上述抽象數理層麵的構建，也有比較具體化的思考。亞裏士多德關於自然界發展的目的論，就是預設了另一種理想未來世界的存在。
對現實世界的具體的地理描述從來不缺乏，無論在哪個民族的知識史中都大量存在。在所謂地理思想史中，民族（或文明）間的差異主要表現在理想世界觀上。人們追求的是在地理世界中發現某種更高層次的“一致性”，這個一致性規定著、說明著世界的本質。正是由於這種執著的追求，人們在地理思想中建立了各色各樣的一致性的原則，用以解釋、論證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即所謂“應然世界”。
對於地球表麵，這個地理學的關注對象，上帝的作品是世界的一種一致性，數學關係是世界的一種一致性，陰陽五行秩序也算世界的一種一致性。一致性決定世界的原質屬性、根本秩序、核心價值。亞裏士多德、斯特拉波（約公元前64年-公元20年）、洪堡（1769-1859）都在探求環境世界的一致性，隻是在今人看來，洪堡做得最好，他為地球表麵建立的一致性是科學的、邏輯的、功能的。洪堡因此成為現代科學地理學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