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地理學理論文獻顯示，文化地理學在整個人文地理學中的地位從未如今天這樣的高。不少新的人文地理學理論，原是在文化地理學的領域裏產生，隨後逐漸影響到整個地理學界。“文化”幾乎成為人文地理學每個分支都要考慮的東西。無論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沒有文化考量，都還是無血無肉、生冷的構架或教條，缺乏活生生的現實性。進入現實，一定要進入文化。
例如，在經濟與文化的關係上，有學者（Crang，1999）指出，經濟發展是在文化的context中進行，文化在經濟中被物化，經濟通過文化體現。（Norton，2000，p。320）西方學者強烈意識到文化的軟規則會產生硬結果（硬結果不一定總是源自硬道理）。中國的發展、研究中國發展的學者們，也正在遇到文化問題。參考一下西方人走過的路，直路也好，彎路也好，對我們都是有借鑒意義的。
上個世紀晚期在英美興起的“新文化地理學”曾帶動了對文化地理學理論的深入探討。“新文化地理學”以對傳統文化地理學（在美國主要是伯克利學派）批判的姿態出現，一時形成兩軍對壘的局麵。
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文化是否具有“超機體”（superorganic）的性質。在研究美國文化地理時，伯克利學派認為在曆史中形成了一個穩定的、覆蓋社會群體的美國文化，這個文化機製具有超越個人的影響力、製約力，如同語言一樣，是個人必須接受、服從的東西，所以具有“超機體”特征。在伯克利學派的代表作《美國文化地理》一書中，作者澤林斯基（W。Zelinsky）明確表示其文化概念具有“超機體”特征。正是這個超級的美國文化機製，塑造出美國大地上的文化景觀。
而新文化地理學派則認為文化是具體存在於各色各樣的社會行為之中，並非超然存在於人群社會之上。在研究文化地理過程時，不能預先認定一個文化及其特征，然後考察這個文化的景觀塑造作用。所謂“文化”，乃是存在於人與人、人對物的關係之中。當“關係”沒有建立、沒有運行的時候，文化其實並不存在。比如，沒有人站到廬山瀑布麵前去欣賞，瀑布之美在哪裏呢？“欣賞”就是一種“關係”的建立，文化僅僅在“關係”中存在。新文化地理學者要進一步強調的是，麵對同一個對象，不同的人與其形成的關係可能不同，所以文化呈現差異。因此，地理景觀的形成取決於具體的人文關係，而不是事先就存在的那個“超機體”。
新文化地理學派的主張突顯了人、人性，強調了人性的複雜特征，承認每一位個體的意義。這是人本主義思潮。這種思潮在西方文藝複興時期的宗教批判中發揮過重大曆史作用。必須指出的是，20世紀末的人本主義思潮同樣不是出於西方人單純的理論癖好。無論在哪裏，理論與社會現實總是密切聯係的。20世紀後半葉，西方社會危機顯現（種族歧視、貧富懸殊、科學技術用於製作殺人武器等），社會中各種激進思潮湧動。在這種背景下，青年學者起而批判西方社會中居於主流支配地位的文化，而更加關注非主流文化。所謂非主流文化，是指弱勢群體、被壓迫者、被忽略者的文化，如黑人、婦女、流浪者的文化等等。否定居於控製地位的主流文化，反映在哲學上就是批判文化的“超機體”概念，旨在給受壓迫、被排斥的個人以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機會、更大的價值。
一個時代的文化內涵是複雜的，往往是多種文化的混合體。所謂主流文化，是指與強權（power）相結合的文化，而大量的、各色各樣的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在社會中同樣具有重大意義。在社會變革時代，所謂非主流文化的曆史意義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