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之年，悵然回首，便又想了一回中國近代地理之學的“身世”，隻覺其為國家民族呼號之聲猶在，而先輩學者的心曆路程，更令人難以忘懷。
外來地理學
地理是一門古老的知識體係，因為成熟得早，古代便有了係統的地理之學。古代地理學的支點是古人對於世界的認知和希望。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圍繞“天朝”的建立，曾形成一套博大的“天朝”地理思想體係，旨在樹立以郡縣製度為代表的王朝國體，頌揚充滿帝王之氣的萬裏江山。在王朝的社會生活中，文人君子有滿腹宣泄不盡的山水畫意，閭裏內外還有一套套確認“風水寶地”的神秘功夫。王朝時代的地理之學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但那樣的地理知識氣氛，我們今天已很難體會，因為當王朝解體，西方近現代地理學理論進入中國大地以後，上述內容被一筆勾銷了。
十八世紀末，近代地理學誕生，它推翻了古人對於世界的種種“荒謬”結論，開始對世界重新解釋。近代地理學誕生於西方，近代的地理解釋權因此也在西方。西方人用自己的地理理論不但解說自己的土地與國家，也解說全世界。我們的祖先談論自己的土地，談了兩三千年，但在近現代地理學家看來，都沒有談到“點上”，關於中國的地理，需要由他們的理論重新論定。本著過問全世界、解說全世界舍我其誰的精神，許多西方學者也來到中國，他們稱到中國的考察是“探險”。有一位西方近代地理學大師叫李希霍芬（1833-1905），德國人，曾在中國探險，他的成名之作就是《中國》。1930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中有一本《中國經濟地理》，談到中國耕地的情況時，也是引證美國農業部“培格爾君”的“精密之研究”。在三十年代的中國，能看到的最好的中文地理通論著作是美國人葛德石（Cressey）《中國的地理基礎》的中譯本，“被視為一冊珍貴的參考用書”。當時，隻身開拓中國地理學史研究的王庸先生曾說：“吾國學術，每有外人越俎代謀而勝於國人之所為者，地學亦其一例也。”
弱國地理學
在外國人用自己的目光審視中國的時候，中國人也在“開眼看世界”，林則徐是國人中開眼看世界的先鋒，曾組織人手翻譯英人慕瑞（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不過，在中國人開眼的時候，世界已不是一個富饒、多樣、溫和的世界，而是個正以資本主義體製在地理上四處強行蔓延為主旋律的世界，這一旋律隨著現代地理學理論的輸入，亦開始在中國震響。另外，中國人開眼看世界，不僅看到了令人吃驚的事實，也學得了一種眼光，換了一個頭腦（西方近代地理思維），用這一頭眼，他們又回過頭來審視自己的“神州”，發現神州已然不成樣子。
早在十六世紀，意大利人利馬竇的一張《山海輿地全圖》便在空間上解除了中國中央之國“四方之極”的地位。大地是圓球，中國偏居一隅，《尚書禹貢》所描述的“五服”--天下以京城為中心向四方每五百裏文明降一級--的理想結構，徒為畫餅。到十九世紀後半葉，一連串的敗仗和不平等條約，終於把中國定位為一個世界弱國。正是在痛感國家貧弱的心態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接受西方近代地理學理論。麵對貧弱的中國，近代地理學家的頭一個任務自然是說明國家貧弱的原委，這其實成了一門“弱國地理學”。
中國是一個弱國。外國地理學家說：從中國的地理條件看，“中國不可能利用本國資源發展為一個偉大的工業社會”（葛德石）。中國地理學家說，“吾國之地誠大，然可用之地實不大；吾國之物產雖博，然為供給過剩人口之消用，則殊感不敷”（胡煥庸）；“中國為交通落伍之國，鐵道落伍，輪船落伍，汽車落伍，飛機落伍，電信落伍”（張其昀）；“中國氣候之弱點以及旱災、水災及其他災害……具有極偉大之摧毀勢力，且有引起貧窮之永久性的可能”。中國曆史學家聽了也感慨：“地理環境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上所發生的影響，不言而知，是如何的巨大。”（顧頡剛）
社會達爾文主義宣稱“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對弱國的國民來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原則是殘忍和令人沮喪的。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攜手來到中國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則告知人們造成中國貧弱的環境原因。結果，既然決定中國貧弱的地理環境乃是自然天成，那麼中國人就必須接受這一“自然規律”，隻能在自然條件得天獨厚的西方列強麵前“沒脾氣”。在特定的時代背景、政治背景下，西方近代地理學的功能是如此的出乎中國愛國知識分子之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