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周王朝在今北京地區先後分封了薊與燕，薊在北，燕在南。這兩個封國各自建有都城，迄今為止我們所知北京地區城市發展的曆史由此開始。侯仁之先生於五十年代曾專門撰文，考察北京地區早期城市曆史地理問題。[注釋1]在北京城址確立、城市起源的問題上，侯先生著重分析了古代薊城（故址位於今西城區內原宣武區一帶）的地理特征，並以此為基礎，論述了北京城曆久不衰的曆史地理原因。六七十年代，考古學者在北京房山縣董家林村發現燕都遺址，許多考察北京城起源問題的學者的注意力遂轉移到了董家林，並開始將董家林燕都認作北京城的前身。
根據文獻與考古兩方麵的資料看，探討北京城的曆史地理淵源，不應過分誇大董家林燕都的地位，更不能隻談燕不言薊（雖然薊城遺存尚未被發現）。另外，不少學者不正麵考慮（或不了解）學術界對於封燕時間問題的研究成果，而一味地引用《史記》等書的籠統說法，認為武王克商之年即召公封燕之年，又根據克商之年逢哈雷彗星出現，於是算出克商封燕的具體年代，作為北京城的建城之始。這些做法都是不夠審慎的。
本文歸納有關學術成果，對薊、燕分封時間與北京地區早期城市地理的某些問題再做討論。基本觀點是：周武王滅商之後，即分封了一些“先聖王”的後裔，其中的薊國為黃帝（一說堯）之後，核心範圍應主要在今永定河以北。薊國的都城“薊”，應是北京地區史載最早的城市。燕國的分封是成王時事，略晚於薊國，它的範圍主要在永定河以南，燕國的都城燕，是北京地區第二座最早的城市。薊城與燕城的並存、對峙，也就是北京地區最早的城市地理格局。薊城與燕城的對峙的格局並沒有維持很久，由於燕國勢力強於薊國，燕國很快滅掉薊國，滅薊之後，燕國放棄了原來的都城，而將自己的國都改設在薊城，北京地區遂出現了以一座中心城市為主的格局。這一城市地理格局的變化絕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層的地理原因。
《史記周本紀》雲：“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僅僅根據以上籠統的記載，很容易以為分封諸侯都是在武王的時候，薊、燕是同時由武王分封的。但如果全麵考查有關西周分封的各類曆史記載，則可以發現分封不是武王一人所為，薊、燕並不是同時受封，而是武王時封薊，成王時封燕，兩者一前一後，相隔大約不到十年。對《史記》等記載的籠統性，曆代學者早有察覺，如《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孔疏曰：“由武王克商得封建諸國，功歸於武王耳。”意思是，分封的功勞算在武王頭上，但事情不一定都是武王做的。近代學者如王國維也發現這一情況，他在《殷周製度論》一文中指出：武王克紂之後，隻是立武庚、置三監而去，而未能撫有東土。直到後來成王時出了武庚之亂，周朝在周公的率領下始以兵力平定東方，克商踐奄，滅國五十，隨後建康叔於衛、伯禽於魯、太公望於齊、召公之子於燕。今日專門研究西周分封問題的學者也多持這種看法，如晁福林說：“《史記燕世家》謂：‘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這個說法驗諸其它史載，殊不可信。”[注釋2]西周的武、成、康時期是盛世，封建之事一直在進行，而主要諸侯國的分封過程，基本上完成於周公東征後的一段時間，但直至康王尚有封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孔疏雲：“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封建母弟’，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宣王方始封鄭，非獨武王、周公封諸侯也。”
對《史記》等古代文獻籠統稱武王“封召公奭於燕”的說法，王宇信曾進行詳細辨析，認為這裏所稱的武王並不是具體的武王，而是“宏觀的武王”，它“是西周初期的同義語”，他指出：周武王伐紂滅殷以後，周初的分封是隨著西周王朝所能控製地區的逐步擴大，不斷地進行的。在周武王時，周人勢力僅達河、淇間的殷商故都。在周武王宣布西周王朝“受天而命”的慶典上，有可能分封一部分諸侯。但因所征服土地有限，自然數目不會很多。而更大規模的分封諸侯，則應在周公東征，誅滅武庚、管、蔡，踐奄，伐薄姑，取得對東方廣大地區的實際控製以後。因此，後人談論周初的分封時，或將其皆歸之於武王。之所以如此，即《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疏所說：是因為武王克商，“乃得封建兄弟，歸功於武王耳。亦非武王之時已建五十五國，其後不複封人也”。西周王朝的分封製度，為周武王所發軔。而西周王朝之所以能實行分封，又是因為武王伐滅了商王朝。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西周初期幾個不同王世的封國，就都成為“武王”所為了。這個“武王”當然不是微觀的、具體的武王，而是表示一段時期的宏觀的“武王”時期。[注釋3]
按，周武王在滅商之後兩年便去世了，根據武王在世時的政治地理形勢、周人的控製範圍，以及召公本人的具體情況，武王不可能立即封召公於北方的燕地。[注釋4]西周王朝對於東方遼闊地域的實際控製，是在周公攝政、踐奄以後。《逸周書作雒解》記周公於成王“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人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淩”。這裏“王子祿父北奔”一事，一方麵說明北方還是周人尚未有效控製的地區，還存在殷人勢力，另一方麵又向周人提出了不僅須嚴格控製東方，也須嚴格控製北方的政治要求。召公封燕、太公封齊、周公封魯，正是針對這些政治需要所做的重要地理部署。這些分封奠定了周朝東、北兩個方向的疆域，如後來的周景王使所說“蒲姑（齊）、商奄（魯）吾東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左傳昭公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