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叔虞封唐,燮父改稱晉。晉國長期在汾、澮、涑諸河之間發展,後為大國,稱霸諸侯。有關晉國曆史研究及考古研究已然不少,但對於曆史地理問題,仍遺有許多重要問題待於研究。晉國都城地理是晉國曆史地理的核心問題之一。晉都位置有過變化,位置變化的空間幅度盡管不大,均未出汾、澮、涑之間,但地理意義仍可以細究,這對於理解晉西南一區早時的人文地理特征,十分有益。本文試就此問題做一探索。
在曆史文獻中,所記晉國都城變化者主要有:[注釋1]燮父自唐遷晉(翼)(《史記晉世家》正義引《宗國都城記》);成侯遷曲沃(《漢書地理誌》《詩譜》);穆侯遷絳(《詩譜》);武公遷絳(《漢書地理誌》);獻公遷絳(《史記晉世家》);景公遷新田(《左傳》)。這裏涉及五個地名,即唐、翼、曲沃、絳(故絳)、新田(新絳)。變化的起點是唐,終點是新田。對於這兩個起、終點,文獻中沒有歧見,但關於二者之間另三個都城的記載,則存在含混抵牾之處,引發的爭論最多,幾乎對每一步都有不同看法。比如遷絳便有穆侯、武公、獻公三說。[注釋2]有些學者對於文獻所涉及的都城,不敢輕易否定,因此排出一個晉都四遷的過程。如楊伯峻便認為晉都曾遷翼,遷曲沃,遷絳,遷新田。[注釋3]如果都城果然四遷,對於居汾、澮之間這樣一個地域並不大的晉國來說,其都城的設置就屬很不穩定的了。
在翼、曲沃、絳這三者中,翼與絳在有關晉史的文獻中直稱晉都,不會有誤。但二者是一都二名,還是二都二名,今天學者間仍有不同看法。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田建文先生以為翼即絳。[注釋4]而鄒衡、李伯謙先生認為翼、絳為二地。[注釋5]另外,李學勤先生在談到晉都問題時,以為東周開始時,都城在翼,公元前668年獻公遷絳,公元前585年景公遷新田。[注釋6]則翼、絳為二地。至於曲沃是否正式作過晉都,讚成者少,從大多晉國史文獻的記載中看,可能性也不大。不過,曲沃雖未為晉都,其意義卻非比尋常。關於曲沃,下文將詳細討論。
幾十年來的考古工作對於晉國都城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做出重要貢獻。這首先是晉國晚期都城新田(新絳)遺址的確認。1956年以來,侯馬古城(遺址位於今侯馬市西)經科學發掘考察,確定為晉國晚期都城新田,從而否定了對新田位置的其他推斷。[注釋7]不過,新田畢竟是晉國晚期的都城,而晉都此前的遷徙演變,仍不清楚。而此前的都城變化怎樣,恰恰是晉國都城史中的重要部分。
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的發現與研究,對於晉國早期都城的認識,又出現了新的線索,由此引發的對於晉都的討論,出現了幾乎全新的見解。所謂全新的見解,是指對文獻記載的傳統看法的大幅度否定。例如,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的主要發現、發掘者鄒衡和李伯謙先生,均認為鄭玄《詩譜》等文獻所說的成侯遷曲沃、穆侯遷絳不可信。而李伯謙更否定了唐與新田之間的任何遷都,認為晉在西周期間從未遷都。具體來說,鄒衡認為天馬曲村即唐始封地,即故絳,從叔虞到孝侯均居此地。孝侯後來遷翼,而武公又遷回故絳,然後是景公遷新田。李伯謙認為天馬曲村即唐始封地,即翼,叔虞、燮父以至整個西周期間,晉都均在這裏,文獻所稱三次遷都(燮父遷晉、成侯遷曲沃、穆侯遷絳)均不可信。[注釋8]
考古學者否定早期遷都的根據是天馬曲村晉侯墓地中所埋葬晉侯的整齊性,自燮父至穆侯費王,沒有一個缺席的。從墓地與都城相對應的一般規律來看,這些晉侯應居於同一都城,遷都而不遷墓地是少見的。文獻所稱的遷都者成侯、穆侯,與幾位未遷都的武侯、厲侯、靖侯、釐侯等都葬在這裏,說明這裏是一處十分穩定的晉國統治核心區。
在天馬曲村墓地中,還見有早於燮父的大型墓葬,其規格與已知晉侯夫人的墓葬類似。[注釋9]這說明在早於燮父時期,這裏已經是晉國的最高層人物的活動區,而早於燮父的隻有叔虞一人。正是根據這一情況,考古學者多認為,從叔虞到燮父並沒有大的遷徙,文獻所記載的從唐到晉的變化,隻是國名的改變,都城未必遷徙。
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的發現,說明這裏是晉國早期的政治中心區,沒有問題。不過,在天馬曲村畢竟隻見墓地,未見城池遺存,當時都城在這個地區中的具體位置,還有待於直接的城市遺址來指定。另外,因天馬曲村墓地中埋葬的晉侯止於穆侯,故穆侯以後的遷都,甚至穆侯自己的遷都還是可能的。如劉緒認為仍存在穆侯遷都的可能。[注釋10]
正因為這個局部的未確定性,一些學者仍在稍大的範圍內考慮晉國早期都城的位置問題。如田建文認為天馬曲村遺址未必是都城所在,而在今翼城縣範圍內,距離天馬-曲村遺址10餘公裏的葦溝-北壽城遺址則可能是翼(絳)城址(田建文認為翼、絳為一地),天馬-曲村隻是墓葬區。在翼城縣葦溝-壽城發現有範圍不清但有寬8米多城牆的西周城址,這一帶還發現戰國時期的“降亭”陶文。鄒衡據此也曾認為葦溝遺址是翼,但鄒衡認為翼、絳不是一地,天馬曲村遺址是絳。[注釋11]
翼、絳究竟是一地還是兩地?根據目前所知的材料,還很難下最後的結論。不過,我們稍微宏觀一點看它們的位置變化(如果變化存在的話),其實都沒有脫離崇山、翔山山麓周圍這個地理單元。也就是說,它們的地理位置沒有本質的區別。這樣,我們姑且擱置翼、絳為兩地或一地的問題不論,而從整體上考察這個地理區位的意義。我們稱這個地理區位為“翼絳區位”。
從核心城市的曆史地理發展過程來看,晉國可分作翼絳時代與新田時代,這兩個時代的政治地理形勢並不一樣,這是認識晉國都城地理的一個關鍵。翼、絳在東;新田在西,距天馬曲村四、五十裏,在汾、澮交彙處,有許多地理特征顯示,這是另一個都城區位。
以區位來觀察,除了翼、絳、新田而外,另有曲沃一地也必須加以關注。晉國的曲沃雖然沒有正式立為都城,但有兩點表明其地位不亞於都城。首先是它的實力,“曲沃邑大於翼”是晉國一度出現的政治反常情況,這最終導致“曲沃代晉”。另外,自武公代晉後,雖然仍選擇翼為都城,但宗廟(稱武宮、武廟)卻留在曲沃,此後新公即位,雖然都城在翼(絳),但都要到曲沃朝拜宗廟。如重耳自秦返晉,其即位的程序是:“壬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注釋12]三十年後,“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於周而立之,是為成公……壬申,朝於武宮”。[注釋13]故《晉語》稱:“夫曲沃,君之宗也。”晉國曲沃的地望,古今學者多以為在今聞喜一帶。
於是我們可以看出晉國核心城市區位的三個重點:翼絳區位(今翼城一帶)、曲沃區位(今聞喜、夏縣一帶)、新田區位(今侯馬一帶)。在晉國地理的全局上,與這三個核心區位相對的周邊要地是景(山)、霍(山)、屈(邑)、蒲(邑),這些都是“君之疆”。根據文獻記載,考古發現,再結合地理環境的實地觀察,我們可以看出這三個核心城市區位各自具有重要的城市地理意義,其重要性隨晉國的發展階段依次變化,反映著晉國空間格局的演變。
以下對這三個城市區位分別進行考察。
翼絳區位
這裏所說的翼絳區位,是指塔兒山兩側,澮水上遊,臨汾-侯馬盆地東沿這塊地方。臨汾-侯馬盆地西側為呂梁山,東側為霍山及中條山,盆地以北為靈石丘陵區,盆地南部有峨嵋台地隆起,將臨汾-侯馬盆地與運城盆地隔開。臨汾-侯馬盆地內地形以衝、洪積平原為主,盆地東沿為黃土丘陵,[注釋14]適宜早期人類生息。
這個地方是汾澮地區的傳統文化核心地帶。在塔兒山周圍,即今翼城、曲沃、侯馬、新絳東部、襄汾、臨汾南部是陶寺文化的分布區。陶寺文化為距今4600-4000年前的遺存,包括大型城址、墓葬等。“陶寺城址是目前發現的黃河流域史前最大的一座城址。它結構布局比較複雜……另一方麵,陶寺城址內外已發現有紅銅鈴與砷青銅齒輪形器,朱書‘文字’,分級墓葬包括大型‘王墓’,禮樂重器包括‘土鼓’、鼉鼓、特磬等多種與文明起源密切相關的物質遺存……因此推測陶寺城址很可能是當時的一處重要都邑性聚落,其在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重大學術課題中具有突出地位。”[注釋15]
值得注意的是,在塔兒山的東南側正是天馬曲村墓地,這裏豐富的晉國早期遺存已經證實了這個區位在那個時期的重要性。而參考叔虞封唐的曆史記載,又使我們聯想到唐地的問題。如前所述,天馬曲村是唐地的可能性極大。而唐地早見於殷墟卜辭,卜辭稱唐地有“大邑”,有“社”。[注釋16]說明那時早已是重要的人文基地。叔虞封唐實際上是選擇了汾澮間一個最為發達的地方。
從陶寺文化,到商代唐國的發達,到西周初叔虞封唐,以及隨後的晉都翼絳,這條基本連續的曆史線索顯示出這個地理區位的持久性的突出地位。這個區位,地處臨汾盆地東沿,居河川上遊,相對開闊,有著良好的農業條件,對於以臨汾盆地為主要生活區域的社會群體來說,具有上佳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