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國故城是保存較好的周代封國都城，《曲阜魯國故城》一書對考古發掘所獲有詳細報告。[注釋1]此後許多學者據此書對魯城做有不少研究，對魯城的基本規製已形成大致認識。本文仍以《曲阜魯國故城》一書為基礎，結合一些文獻材料，對某些問題試作討論，其有不當之處，望方家教正。
（1）魯城的迎敵方向
《史記魯周公世家》：伯禽受封後，即有管、蔡、淮夷、徐戎反叛，形勢嚴峻，魯城的修築及內外布置自當注重軍事形勢。平徐戎之後，魯定。《尚書費誓》：“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孔疏：“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製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史記魯周公世家》：“魯人三郊三遂”。《集解》：王肅曰：“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顯然東方是魯城創建之始的迎敵方向。周初銅器明公簋銘：“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或”，“伐東或（國）”，即伐東方敵國。
何為“東郊之門不開”“東郊留守”？當指城東沒有正常的郊遂製度，不設居民點，而留出專待軍事守備。據《周禮》的有關記載，周製國外有郊，郊外有野，郊內居民組織稱“鄉”，野內居民組織稱“遂”，郊鄉的居民是“國人”“士”，野遂的居民是農人，稱“氓”或“野人”。[注釋2]周代都城守備，郊為一道防線，有郊門，郊自然也是一區戰地。《左傳》記僖公三十三年，楚軍攻打鄭遠郊之門桔柣。定公十二年，衛克曹郊。哀公十一年，齊師戰於魯郊。有時，郊圻戰事繁多，寇戎充斥，造成“四郊多壘”的不妙情況。[注釋3]列國城邑在備戰之時，往往將有戰事的一方城門關閉不用，如文公十六年中原諸侯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開。申、息之北門是迎敵方向。[注釋4]
在魯城遺址內，早期形成的居住區、尤其是墓葬區，均在西部或北部。《曲阜魯國故城》一書明確說明：墓地“基本上分布在魯城西部三分之一強的範圍以內，魯城的東半部未發現墓地”。[注釋5]《禮記王製》雲：“田裏不粥，墓地不請。”鄭注：“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孔疏：“塚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說明墓的地點由“公家”指定，管理有製。在陝西寶雞鬥雞台發現的西周墓，“各墓間都沒有打破關係，說明當時埋葬時是經過一番安排的”。[注釋6]河南陝縣上村嶺虢國墓地二百多座墓葬，分布密集，除兩座墓外，再無打破關係，顯然也有細致安排。該墓地大約在虢國都城上陽北方。魯城內族墓偏於西部，也應是有意的安排。與魯同時受封的召公燕國，其墓地均安排在城外之東，與魯國情形正好相反。根據目前為數不多的考古材料看，西周墓地主要在城東、城北。文獻稱“文、武、周公葬於畢”，[注釋7]畢在豐鎬之北（一說東）。[注釋8]西周墓地在城西者僅魯城一例。魯國族墓選址在西，或許與那時“東郊不開”，即東方為迎敵方向有關。因為諸侯往往注重保護墳墓，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軍圍曹，“舍於墓”，“曹人凶懼”。曹人的墳墓在城外，為晉軍所占，所以曹人嚇壞了。
在後期，魯國的戰事多發生在西、北方。這在春秋時期更加突出，如桓公十年《春秋經》：“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莊公九年《春秋經》：“冬，浚洙”，以備齊國入侵。洙水在魯城之北。數月之後，即莊公十年春，果然“齊師伐我”。莊公十九年《春秋經》：“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僖公二十六年《春秋經》：“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文公十五年《春秋經》：“秋，齊人侵我西鄙”。文公十七年《春秋經》：“齊侯伐我西鄙”（《傳》曰北鄙）。
在西方戰事中，郎地似乎較重要，見於《左傳》隱公九年、桓公十年、莊公十年、《禮記檀弓》等。《公羊》：“郎者何？吾近邑也。”鄭玄曰：“郎，魯近邑也”。依情形看，此郎在曲阜西。楊伯峻先生以為在東南，[注釋9]恐不確。《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八引趙鵬飛：“郎逼於宋”。莊公十年《春秋經》：“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傳》：魯“自雩門竊出”，大敗之。從齊、宋所來方向與雩門為南牆西門可知郎在西方。郎為魯城西方要邑，而且戰事活動頻繁，為魯城西方前沿據點。
值得注意的是，魯國主要的迎敵方向由早期的東方轉變為後期的西方，這是否會影響魯城的經營建設？
（2）魯城內居住區、墓葬區
魯城內的墓葬分為甲、乙兩組，葬製不同，互相不亂。根據特征判斷，甲組墓為殷人“六族”之墓，乙組墓為周人之墓。《周禮大司徒》有“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中“二曰族墳墓”，鄭注：令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同族而葬，《周禮墓大夫》又稱之為“邦墓”，“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各族“使皆有私地域”。在魯，殷六族與周人都是“國民”，分族而葬合於禮製。
前麵談到魯人“三郊三遂”，楊寬先生根據魯城內西部、北部的居住遺址和墓葬遺址的分布情況，認為“周貴族主要住在城的中北部，而作為‘國人’的殷民後裔，則住在城內靠西城牆一帶，這就是‘三郊’的所在”。“在一個大城內，分別有周貴族和‘國人’的居住區及其墓地，這和當時的鄉遂製度有關。”[注釋10]楊寬先生推測魯城西部、北部的居住區和墓地與“三郊三遂”“鄉遂製度”有關，近於事實，因為分族而葬的墓地與居住區相鄰的現象很像鄉遂一類的居民組織的形態。鄉有墓地，《孟子滕文公》：“死徙無出鄉”。不過，楊寬先生沒有進一步說明這些本應在城外的“郊”“遂”何以置於城內。[注釋11]
今見魯城內的居住、墓葬遺址，嚴格說應屬“鄉”，而不必為“遂”，如前所述，“遂”為遠郊居民組織，僅“鄉”的居民可以在城內。據《周禮小司徒》，王國置鄉，數止於六。賈疏雲：“遠郊之外為六遂，內為六鄉。六鄉之民非直在城中，亦在四郊”。[注釋12]雖然鄉可以在城內，但鄉人之墓很少有置於城郭之內者。《白虎通義崩薨》：“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從文獻與考古兩方麵看，隻有“公墓”，即國君、貴族之墓，在戰爭多發且禮樂鬆弛的東周時代有入城郭者，如齊臨淄、燕下都城郭內都是大墓，《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齊莊公死，“側莊公於北郭”。但這些不會是古禮。
西周時代，公侯之墓與城的關係，文獻多稱墓在北方城郭之外。《禮記檀弓》：“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白虎通義崩薨》：墓葬“所以在北方者何？就陰也。”《唐會要》引呂才《陰陽書》：“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孫詒讓《周禮正義塚人》：“凡邦國公私墓地蓋非一處，宜相地形為之，大都在東北兩方……然則墓地方位，或東或北，蓋無定所，要必在城郭外爾。”前引《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稱周文王、武王墓在畢，位於豐鎬之北（或東）。“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注釋13]據《禮記檀弓》成子高“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一語可知，葬地本為城外墾耕之地。鄭玄認為成子高“意在於儉，非周禮”，可見依周禮的做法是可以葬於城外墾耕之地。《周禮銜枚氏》掌禁喪葬時“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喪葬時可哭於野，這說明國中人送死出城的情形。從這些記載來看，墓地大多在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