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長安城，自劉邦時代的始建到王莽時代的改革，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皇帝，基於不同的意識形態，對長安城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改建，致使長安景觀屢有變化。在這些變化中，可以看出早期都城製度的演進，即這座王朝都城由實用性的帝王之居，逐步升級為大王朝的最高符號象征，這一符號象征體係，是由多重王朝文化景觀所體現，王朝都城觀念由以更加完善。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看，景觀變化導致了城市的空間性（spatiality）的升級，即由宮室體製發展為都城體製。
宮室體製與城市體製，是都城空間性的兩個層麵，在中國早期曆史中，政治都城的發展，表現出先有宮室體製後來逐步完善城市體製的過程。這裏所說的“體製”，是指皇權在整體城市建築空間中所刻意追求的結構。皇權在空間中，不僅需要位置，也需要結構。皇權都城空間結構是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
一 秦鹹陽回顧
在帝王集權體製下，皇權要求有籠罩天下的威權，皇帝個人以及帝國都城都被賦予超越性的形象，這種情形是集權王朝共同的特征，在短暫的秦代就有所表現，盡管秦鹹陽隻是一座未完成的都城。
秦鹹陽城本在渭河北岸，在秦惠文王的時候開始向渭河南岸拓展，啟動了阿房宮的修建（但遠未完成）。其後，秦昭王又在渭南修建了章台宮和興樂宮（完成修建）。在統一“天下”之後，秦始皇在渭南大規模修建宮殿，致使渭河南北呈現宮殿連綿的壯觀景象。所謂“令鹹陽之旁二百裏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注釋1]
秦始皇的鹹陽城形態有如下特征：宮殿無拘無束地廣泛分布，數目多，跨度大，呈現出獨特的空間形態和宮殿景觀，仿佛整個關中地區都是他的都城範圍，宮殿群幾欲遍布全畿[注釋2]，有如賈誼《過秦論》所形容的：“斬華為城，因河為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注釋3]這是秦皇得誌而不可一世的一麵。
鹹陽的連綿宮殿群組有輝煌壯觀的一麵，但也有緊張求安的一麵。秦朝新建未穩，秦始皇仍保持高度的防範意識，除了一些特殊的“安檢”措施外，[注釋4]始皇在鹹陽諸宮殿的行幸也是十分秘密的，有時是“微行”，[注釋5]規定皇帝“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有一次，始皇到梁山宮，在高處看到丞相所率眾多的車馬，不以為然。事後有人告知丞相，丞相趕忙減少車馬的數量。始皇知道後大怒，以為有人泄露了他的行蹤和談話，因問不出何人所幹，於是殺掉當時所有在其身旁的人員。[注釋6]可見，秦始皇宮殿的廣泛分布，也是要多建皇居處所，達到對皇帝“莫知所在”的隱蔽效果。[注釋7]
在秦朝初年，始皇重視的是宮殿，而不是整個都城，安全設防依托於宮城，而不是大城。大城沒有城牆。皇帝空間以宮殿本身為主體，所以阿房宮又稱“阿城”，[注釋8]出了宮殿，便是無設防地帶，因此需要特殊的具有隱蔽防範功能的複道、閣道溝通各個宮殿，保持皇帝行蹤的隱蔽性、安全性。一座座宮殿之間，雖然廣布民居，但因皇帝空間沒有超出宮殿，故民居空間與皇權空間是完全分離的。[注釋9]
始皇的大鹹陽是宮殿群的聚合體，大鹹陽的建設雖然有了大都城意識，但沒有什麼大都城的具體布局概念，這表現在僅僅追求宮殿的規模、數量以及大力擴展宮殿的分布範圍。似乎大，便是偉大王朝（great dynasty）的偉大都城（great capital）。
鹹陽的宮殿當然有主次之分，宮殿的分布雖然向渭南大幅擴展，但真正的朝宮（最高主政場所）還是在渭北的老鹹陽宮，渭南的宮殿，地位尚不及渭北。例如秦昭王時，在渭南的章台宮會見楚懷王，因場所禮儀級別不高，將懷王視為蕃臣，而激怒楚王。[注釋10]與此對照，荊軻以秦王極欲得到的樊於期人頭與督亢地圖為見麵禮請見秦王，秦王大喜，以最高禮儀，著朝服，設九賓，在渭北的鹹陽宮召見荊軻。[注釋11]
渭北宮殿的禮儀級別高於渭南的宮殿，以鹹陽宮為朝宮，議大政（統一大策）、設大禮（見荊軻），均在渭北，這不是有意的規劃，而是因循傳統。在統一全國的前十來年中，也還是這樣。不過，渭南地區的地理優勢明顯，在關中立都，重心向渭南發展，勢在必然。[注釋12]終於，在始皇三十五年（距其去世僅兩年），秦始皇提出新的京師建設計劃，欲在渭南修建新朝宮，以此形成新的都城格局。關於這次計劃，《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留下了一段記載，雖然簡單，卻十分重要：
三十五年……於是始皇以為鹹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鹹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這是古代關中城市地理的一次重大改變。秦始皇的這個正式的都城規劃方案，不僅使鹹陽的重心南移，而且改變了原來宮殿分布相對散漫的局麵，利用並整合曆史環境與自然環境中的重要因素，進行統一布局。這樣，最終形成了秦都鹹陽的核心範圍：地跨渭水南北兩岸，北至老鹹陽城區，西至灃水，東至龍首山北坡的興樂宮，南至阿房宮一帶。在這個核心區內，新朝宮（阿房）有南北貫通的中樞意義。向北，有複道北渡渭水，直通老鹹陽宮區；向南，有閣道直抵南山。在這個結構中，可以看出一條有意規劃的南北貫通景觀線。在這條貫通景觀線上，除了有形的建築群體（宮殿複道、閣道）之外，還附加有一番思想性的解釋，即“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這些解釋，更令鹹陽格局呈現非凡特色，升級為天文象征，成為真正的“天子”之居。
此時在都城概念中終於出現了整體秩序，它不再是簡單自然的宮殿的聚合體，都城本身具備了任何獨立宮殿都無法展現的高層意義。城市，其高於建築的文化意義（政教意義）被展現出來，盡管秦始皇還沒有城市邊界的概念，但城市軸心的概念已經提出。城市意義主要由軸心體現，由軸心逐步形成整個都城的空間體製，軸心是都城空間體製的起點。
秦始皇的規劃來不及實現，秦朝滅亡。我們雖然沒有看到秦朝鹹陽製度的事實，但已經看到了其關於都城空間體製的思想。
二 漢長安城的初創
西漢長安城的修建也是從實用性的宮殿開始，逐步增修改建，所謂“世增飾以崇麗”。[注釋13]西漢長安城的發展，類似秦朝鹹陽，也是從實用走向禮儀象征，或者說，其城市建設的第一步是鞏固皇權，第二步是禮儀天下。
西漢長安城的始建，隻是從長樂、未央兩座宮殿開始，談不上城市結構。皇權的概念僅僅體現在未央宮自身的壯麗，[注釋14]還不是在城市的整體形態。城市整體（包括宮殿和各類居住區）是存在的，但在空間結構上主要是自然發展，沒有被規劃或賦予什麼具有高尚意義的準則。
長樂、未央兩座宮殿形成職能核心區，兩宮之間所夾南北通道，在實際活動中具有中心意味。北麵增修的宮殿自然會從方位關係上被命名為“北宮”。長樂、未央、北宮三大宮殿群，確定了劉邦長安的核心地帶，其間還有具備防範功能的武庫。武庫的修建，完全是實際功能的需要，沒有意識形態意義。宮殿北麵與渭河所夾地區，是大麵積的居民區、市場區以及其他功能區。上述就是劉邦修建長樂宮以後十年間的城市形態。
公元前192年（即惠帝三年），開始在長安周圍加築城牆，這項工程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注釋15]這道城牆的修築完全出於實用，在惠帝的時代，恐未及施行意識形態計劃。[注釋16]不過，城牆的出現畢竟確定了一道界線，可能有一些功能區受到影響，需要重新安置調整，例如：惠帝六年（前189年），“起長安西市，修敖倉”[注釋17]。新起的西市被整齊地規劃在長安城牆之內[注釋18]，在城牆範圍之內，宮殿北麵直到北城牆的區域，應為居民區。
在初期的長安城，城市生活重心在北部，並注重與渭河北岸的關係。據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以及《三輔舊事》等文獻中的說法，[注釋19]初期的長安城之所以重視與渭北的關係，是受秦朝舊鹹陽城格局的影響。當然，從實際情況來看，也是對於渭水河道運輸的實用考慮，是“取其便也”。未央宮雖然坐北朝南，這是宮室製度（以及北方人居的合理性）的要求，但實用起來，卻是北部繁忙，所以要建北闕；南部蕭條，沒有建闕的必要。[注釋20]宮殿的門闕，要麵對活動人群才有意義。
長安城的實際生活是朝北的，是朝向渭河穀地的，而南部是內區，是後方。另外，匈奴的威脅也是來自北方，所以長安周邊的軍事防守也隻是守東、西、北三麵，沒有南麵。[注釋21]不過，在後來的發展中，一些重要的禮製建築在長安城的南部出現，就意識形態意義來說，南部逐漸重於北部。
三 關於安門軸線
1995年，秦建明等人在《文物》雜誌上發表了對長安城地區5個點位，即子午穀、安門、長陵中間點、清河折轉處、天齊祠的經度的測量結果，並以此推測長安城可能存在一條“超長建築基線”（南北建築軸線）。[注釋22]這5個地點的經度均在東經108度52分左右，如此接近的數據令人不得不認真地關注這個軸線的存在問題。有的作者已經認可了這條軸線，並就此展開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