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問題，是理解中國古代文明的關鍵之一。
曆史地理學是一門視野寬闊的學科。它可以將大地作為核心，研究自然環境、人與環境的關係。在這一理解基礎上，曆史地理學研究曾注重考察曆史上由人類影響造成的地理環境的演變，以及曆史上人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在這些方麵所取得的成就，曾大大地豐富了整個地理學的內容，同時，也深化了對於環境和人地關係的認識。曆史地理學也可以將人和社會作為核心，研究曆史時期社會組織和人文現象在空間中的分布、構成、演變。隨著現代地理學科向社會人文領域的拓展，人類行為的諸多方麵均成為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反映在曆史人文地理學中，其學術內涵有了很大的擴展。曆史時期的經濟行為、政治製度、文化源流、風俗民情，都可以是曆史地理學的縱橫領域。
目前，人文地理的問題在國際地理學界討論得十分熱烈。在許多國家，人文地理學受社會科學界普遍尊重。從學術思想的根源上看，西方近現代的不少哲學都重視空間問題，從康德到現代的存在主義者、結構主義者以及各類“後現代”思想家，都重視空間的意義。如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便有專門談空間的章節，美國人文地理學家賽明思（M。Samuels）曾用存在主義的思想寫了一篇“空間的意義”，在哲學界產生一定影響。[注釋1]七八十年代以來，法國曆史學家福柯提出的“話語”（discourse）、權力（power）概念風靡西方的社會科學研究。福柯也曾強調空間分析在社會問題研究中的緊迫性，他在晚年也專門就地理問題發表談話。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曆史地理學家哈裏斯曾撰文討論福柯的思想在曆史地理研究中的應用。我們搞了多年唯物主義，既有“辯證唯物主義”，也有“曆史唯物主義”，但如果“物”或者“史”不是落實在地麵之上，沒有空間過程，沒有“四至八到”具體存在，不對它們的空間形態進行考察分析，那麼，依然是“形而上”的空談。
因此，地理空間的問題，不僅是哲學理論問題，也是社會曆史的實際問題。人類的社會經濟行為、政治製度、文化源流、風俗民情，無不具有地域空間特性。有時，它們在空間過程中所表現的特點，甚至形成問題的本質。我們常說美國隻有二百來年曆史，發展如何如何快，這是時間。而美國國家地域遼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形勢都不簡單，它在空間跨度上的快速擴展，在大地域之上的普遍成功，可以說是同樣驚人。美國曆史學家特納（F。Turner）撰有《美國曆史上的邊疆》（1920）、《地域在美國曆史上的地位》（1932）、《1830-1850年的美國：這個國家及其地域》（特納去世後，由其學生於1935年整理出版）等書，把美國曆史的空間特性說得很透徹。特納告訴讀者，美國社會製度並非是在東部十三州預先製定好了，然後原封不動地向西部延伸，而是在延伸過程中形成、發展、建立，沒有這個空間過程，就沒有美國政治、美國精神。
中國古代文明是發展了數千年之久的大地域文明，是在遼闊的疆土之上融合締造、壯闊發展的，因而從觀念到事實呈現獨特的、強烈的、複雜的地理特征。在遼闊地域中建立牢固、統一的大帝國，發展廣被“四海”的華夏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巨大挑戰和輝煌成就。大地域感是中國社會知識和社會實踐的基本特色。數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便創造了“九州”“五服”“五嶽”“四海”等氣魄宏大的天下觀念。而文武周公秦皇漢武所率領的社會實踐者，則具體地完成了建立有效的大地域社會機製、由區域對抗到天下一統的過渡、在多樣的文化區之上成功地覆蓋統一政治體係等關鍵性曆史課題。在這些問題上，中國與一些地域不大的國家，甚為不同。“地”的問題是理解中國古代文明的關鍵之一。所以，在對中華民族的理解中，若忽略了社會地理的古今之變，則忽略了我們民族的一個複雜而偉大的經驗，而在這一經驗中形成的社會結構、政治傳統、文化情懷、民族意誌，也隨之被淺薄地處理。
管理大地域國家，是中國古代政治無法回避的特殊使命。政治區域係統、人口管理體製、城市體係延伸，以及多種社會製度的衍變，都與地域的遼闊性、區域的差異性密切相關。地域的分合方式決定許多政治事件的本質，而區域的異同往往影響名物製度的實際狀態。大空間的社會存在，需要跨越大空間的社會體製，在小空間內組建社會生活的辦法，在大空間中不一定適用。在我們傳統的“元典”精神之中，一開始，便追求能夠跨越遙遠物質空間的道德紐帶。大地域的文明需要“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易大傳》）的理想，同時也需要強有力的將家庭、社會、國家、天下整合為一的、行之有效的社會倫理係統。正是這一社會倫理傳統，逐漸造就了根深蒂固而感人肺腑的大地域國土信念，“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它是我們文化中曆久不衰的主題，並有力地支撐近代以來令列強不可遞奪的領土立場。
總之，在中國古代社會曆史中，任何一個具有足夠“規模”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深藏著某種地理學本質。隻有揭示問題的地理本質，才能完整地認識問題。例如在古史研究領域，王國維曾於《殷周製度論》一文中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但在一般曆史“年表”上和不少人的理解中，殷周隻是一前一後兩個在時間上銜接的朝代，而王國維則強調它們在地域上的一東一西，意思是周人滅商之後麵對的主要問題是“撫東土”，從而“定天下”，許多重要的政治、經濟、禮儀製度都是因此而生。王國維這樣重“地域”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在社會曆史的研究中很有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