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地理，一個勢，一個詐，與其它地理大不一樣。兵家地理是獨立的一個體係。關於兵家地理，李零先生在近著《兵以詐立：我讀〈孫子〉》（中華書局，2006年）中有不少深入淺出的討論，是個很有意思的題目，建議人文地理愛好者關注一下兵家地理。
在兵家地理中，要理解“局”和“勢”。但“勢”乃借“形”而生，所以往往兩者並稱，為“形勢”。但“形”與“勢”又是兩樣東西，所以在討論時，需要“形”“勢”分開講。我們今天隻合起來說“形勢”，已然去古義很遠。形勢是《孫子》中的重要概念，其意義超出軍事，而有普遍的哲學意義。
勢，是兵法中很重要的概念。“形”可以看見，但“勢”可能看不見。看不見，卻著實存在。李零借太史公“去勢”來比喻“勢”的意義，說：“勢，真是無所不在，法家術語，法、術、勢的勢，太史公去勢的勢，都是這種勢。”“去勢”不是去了一個東西，而是去了一股勢頭，勢頭沒有，狀態全變。造勢也不是造一樣東西，而是造設一個局麵，一旦運作，勢頭就起來了。《孫子》比喻說在千仞高山上堆起圓石，向下一滾，“勢”就來了。北京紫禁城的中軸線刻意布置，朝儀一旦舉行，皇帝的勢就顯示出來。
兵家都重視地理，在地麵戰爭時代，地理戰局的布置是克敵製勝的一部分。不懂地理的所謂“兵家”是不能出門的，出了門也回不來。我國古代管理地圖的部門叫“職方司”，放在兵部，足見軍事與地理的密切關係。毛澤東懂軍事，當然也懂地理。他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教的就是地理。關於抗日遊擊戰爭的根據地，他就是從地理講起，說：“抗日遊擊戰爭的根據地大體不外三種：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就宏觀來說，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的進程也有一番地理考慮，比不講地理次序的全國東南西北一齊暴動的方案要高明得多。正如《孫子》中所說：“有所有餘，有所不足，形勢是也。”地理學最反對的就是將世界看成是均質的空間，形勢見於差異之中。紅色政權的存在也隻能是在“有餘”與“不足”的地理差異中選擇戰略。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中包括“革命地理”，他後來的“三個世界”理論也是革命地理，但範圍要大的多。關於這個問題，最近武曉迪先生在《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年）一書中有詳細討論。
以“形勢”論地理，是兵家地理的獨特之處。現代地理學重交通、資源、生態，許多分支講求量化，但量化在形勢問題上毫無用處，“形”與“勢”的轉化更是無法以“科學”來解釋。兵家地理是一個獨立的體係。一般的地理學，以人為一方，地為一方，研究人地關係，而兵家地理，除了地外，人還要分生死兩方。兵家地理是兩方人利用地來互相奪命，討論起來幾乎沒有定式。強可以勝弱，弱也可以勝強，“形”不是決定的，還要看“勢”。
在兵家地理中的“勢”，不是自然之勢，而是人文之勢。那邊有千仞之山，但如果沒有在下麵布置戰場，沒有人到上麵去積水、滾石，（《孫子》說，“若決積水於千仞之山者，形也。”“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這座千仞高山也是毫無意義。中國高山千百座，隻有修築了長城或關塞的高山，才獲得兵家地理的形勢。其它高山有沒有勢，要到時候再說。修築了長城的高山，在兵家形勢上，具有永恒意義。這是修築長城的目的所在。韓非《難勢》篇說：“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勢，是人文地理，不是自然地理。
今內蒙古陰山，曾經是匈奴與華夏政權的分界線，第一個到陰山修築長城的是戰國時期的趙武靈王。但是趙武靈王修的長城隻修在陰山的腳下，趙人不敢進山，未能利用陰山設形。陰山仍然屬於匈奴，匈奴借助陰山的隱蔽“來出為寇”，對南方造成巨大威脅。後來，秦將蒙恬敗匈奴，而將長城修上山頂，於是長城跨山結局，陰山反為秦人軍勢。漢代，漢軍不僅堅守陰山頂上的長城防線，在某些地段甚至將長城修到陰山北麵的草原地帶，而將山地盡行囊括。這樣，漢代基本解除了陰山與匈奴的關係，匈奴失陰山後，“過之，未嚐不哭也”。